父母从乡下搬来城里已有数年，住高层，电梯上上下下，阳台种过几盆蒜苗、几丛小葱，到底不成气候。

母亲常站在窗前，望着楼下水泥地发呆。父亲则背着手，在客厅踱来踱去，脚步丈量着不存在的田埂。

直到媳妇在“这有园”租下一块地。园名“这有园”三字朴素如泥土，位置在离家八里的东石门村，对于交通方便的现在社会来说不算远。

园子面积七十平米，说大不大，在农民眼里，却是一整个世界。父母第一次去看地时，正是春分。父亲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指间捻了捻，眼睛忽然亮了：“这土，可沾。”

接下来的每个周末，成了全家固定的归田日。

父亲为了方便，特意购置了一辆三轮车。开上三轮，带着种子、农具和攒了一周的雨水预报。那块地被他们规划得如同军事地图——东南角阳光最好，种西红柿；西北角稍阴，栽韭菜；中间起垄，茄子青椒各半；边边角角，撒了香菜和小葱。

父亲的手重新握起锄头时，我看见了某种复苏。那双手在城里拿遥控器、提购物袋时总是垂着，此刻却有了向上的力量。一锄下去，土地翻开深褐的波浪，新鲜的土腥味漫上来，那是他们呼吸了一辈子的味道。

母亲蹲在地里移苗，动作缓慢而精确。每一株苗栽下去，她都轻轻按实周围的土，像是在给婴儿掖被角。我问她累不累，她抬头笑笑：“这算啥累？心里可得劲儿嘞。”

夏天来到时，菜园绿成了一片海。西红柿挂起红灯笼，茄子紫得发亮，豆角沿着竹架攀成绿色的瀑布。每个周末，我们都带回满篮的收获。邻居见了问：“菜市场买的？”母亲总是骄傲地说：“自己种的，没打药，吃着放心。”

真正的丰饶是在秋天。

当城里人开始讨论哪家生鲜配送最快时，父母的菜园正进入最慷慨的季节。大白菜卷起紧实的心，白萝卜半截身子拱出土，胡萝卜的缨子绿得晃眼。还有蔓菁——这种城里少见的根茎，在父母的记忆里，是冬天的信物。

霜降前后，父母开始最后的收获。白菜砍下，晾在田埂上；白萝卜和胡萝卜装进编织袋；蔓菁连根拔起，抖落泥土，露出淡紫色的皮。那天下午，阳光斜斜地照着，父母坐在地头整理收成，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像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两棵老树。

入冬后第一场雪落下时，母亲端出了豆沫汤。

那是西部山区世代相传的吃法。黄豆泡软，磨成粗沫——在城里只能用磨好的黄豆面代替，慢火熬成乳白的汤底。汤里煮着自己种的蔓菁、北瓜、胡萝卜，咕嘟咕嘟的汤里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清香的蔓菁味儿。最关键的是那一筷子“酸黄菜”——母亲把蔓菁嫩叶洗净，用粗盐揉了，封在陶罐里发酵月余而成。青叶已成金黄，酸香扑鼻。

一碗下肚，暖意从胃里扩散到四肢百骸。父亲喝得额角冒汗，忽然说：“这味儿，跟我小时候老家的一模一样。”

我忽然明白了。父母租种的从来不是一块地，而是一段可以触摸的时光。

在“这有园”的四季轮回中，他们找回了与自己、与土地、与记忆的连接。那些西红柿的酸甜、白菜的清甜、蔓菁的甘甜，最后都化作一碗豆沫汤的醇厚，熨帖着被城市生活褶皱的灵魂。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覆盖了高楼、街道和匆匆的车流。而我们的屋里，一碗豆沫汤的热气正缓缓上升，里面沉浮着整片土地的馈赠，和一个不再漂泊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