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末年兴起了留学日本潮。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河北威县重修县志时,在由25人组成的“编委会”中,有四位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总纂尚希宾,日本法政大学法律部速成科毕业;
襄纂王以锷,日本弘文学院选科毕业;
分纂张葵阳,日本弘文学院普通科毕业;
采访刘芳华,日本弘文学院普通科毕业。

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界普遍将日本视为学习西方、实现富强的成功典范,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号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学生纷纷涌向日本留学,1905年达到了八千人。
尚希宾就是八千人中的一员。那年他38岁,三年前中举,在清政府资助下,又毅然踏上了东渡之船。他就读的东京法政大学,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最热门、最集中的学校之一。在那里,他结识了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积极参与反清活动,成为从“科举正途”走向革命道路的生动例证。
王以锷东渡稍晚了两年。他是威县张营乡邵梁庄村人,自幼聪颖,20岁考取秀才。1907年,这位威县才子已经55岁,按常理早过了求学的年纪,但仍被著名教育家严修选中,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文学。
弘文学院是专门接收中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以语言教育和普通学科为主。同王以锷一样,另外两位威县人张葵阳、刘芳华也来到这里,进入普通科,接受基础教育。
当威县启动县志重修时,这四位具有留日背景的文人就成了理想人选。尚希宾是前清举人,王以锷是秀才,张葵阳是廪生,他们的知识结构兼具传统与现代,既有旧学的根基,又有新学的视野。
民国十八年(1929),《威县志》铅印出版。查阅五年后的《清河县志》,“编委会”35人中很多都有科举功名,但无一人有留学背景。威县修志能有四位留日生参与,还是比较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