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曲周学者粗心乌龙,史料为证:李诡祖确属三国魏文帝曹丕时期,而非南北朝“北魏”

邯郸曲周学者粗心乌龙，

史料为证：

增福财神李诡祖确属三国魏文帝曹丕时期，

而非南北朝“北魏”

笔者此前曾就“增福财神”李诡祖的生活年代撰写两篇考证文章，一详一略。 （链接附后）

  近期补充梳理曲周地方文献时，发现五份关键史料。其中仅一处存在传抄误写，其余均明确指向其为三国魏文帝曹丕时期人物，部分曲周学者轻信误写之“北魏”说，实属考据粗心所致，也是一段史学趣话。

因前文地方志类三分文献未引用，故再撰本文，以求翔实。

一、五份核心史料：四份明指魏文帝，一份存误自相矛盾

（一）《畿辅通志》：官修总志的权威定性

清代李鸿章监修、黄彭年总纂的《畿辅通志》卷五十载：“增福祠：在府治内，曲周在县治东……开祀旧邑侯李诡祖。按：诡祖家世淄川，魏文帝朝仕曲梁时，极狐妖塞横水，贻福孔多，故作祠祀之。唐封增福相公，元封福善平施公，祠因以是名。”

作为直隶地区官修总志，其编纂团队考据严谨，“魏文帝朝”的表述直指三国曹丕，无任何歧义，与李诡祖“塞横水”的政绩记载互为支撑，权威性无可辩驳。

绝不会把“北魏孝文帝”误为“魏文帝”。.魏文帝就是“魏文帝”。

（二）《曲周县志》祠祀条：原文自相矛盾，误写“北魏”可证

民国廿二年《曲周县志》卷九“增福李公祠”条原文：“增福李公祠亦名‘财神庙’：在城内东街道北，祭祀北魏曲梁令李诡祖。案郡乘，公家世淄川，魏文帝朝仕曲梁。时殛妖塞横水，心切民隐，贻福孔多，既逝之后，民作庙祭祀之……有唐封‘增福相公’，元封‘福善平施公’。”

此条最具辨析价值，且有意思：开篇误写“北魏”，但后文随即引用更早的上一级文献“郡乘”明确“魏文帝朝”，前后矛盾直指“北魏”为后世传抄讹误，而“魏文帝朝”才是原始史源的真实记载。

一时笔误也难免，是人都会犯错。

（三）《曲周县志》宦迹条：无“北魏”表述，印证“文帝”所指

民国廿二年《曲周县志》卷十一“宦迹·令”条原文：“李诡祖，淄川人，文帝时出宰曲梁，决事如神。时妖狐作孽，李多方除之。值大水坏民田庐，筑防导引以杀水患，民获安堵，人思其德，立庙祀焉，入名宦祠。”

此处仅称“文帝时”，未附“北魏”，结合魏晋南北朝史料惯例，“文帝”单称必指魏文帝曹丕——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从未被简称为“文帝”，其正史称谓必带“孝文”二字，此条进一步佐证李诡祖任职于魏文帝时期。

（四）明代王一鹗《重修增福庙记》：乡贤亲证，溯源明确

明代曲周籍兵部尚书王一鹗所撰碑记：“增福崇祭祀旧邑侯李公也。案郡乘，公家世淄川，魏文帝朝仕曲梁。时殛妖塞横水，心切民隐，贻福孔多，既逝之后，民作庙祭祀之。”

王一鹗重修本地庙宇时，考据依据为当时尚存的“郡乘”，与《曲周县志》援引史源一致，“魏文帝朝”的表述直接呼应，且为乡贤亲历所记，可信度极高。

（五）元代胡仲昇《福善平施公碑记》：间接印证，史料链完整

元代碑记载：“仰惟福善平施公，淄川人也，仕魏文朝，出宰曲梁……既昇之后，遂立庙宇而敬致祭祀享。”

   “仕魏文朝 ”虽未明标“魏文帝”，但也只有这一种解读，而绝非北魏孝文帝。

二、谬误辨析：“北魏”说实为孤证误读

上述五份史料中，仅《曲周县志》祠祀条开篇一处提及“北魏”，且存在三大致命缺陷：

其一，同条后文引用更权威的“郡乘”纠正为“魏文帝朝”，自相矛盾证明“北魏”为误写；

其二，无任何其他史料佐证“北魏”说，属典型孤证；

其三，混淆“魏文帝”与“北魏孝文帝”的正史称谓规范，违背史学考据基本常识。

部分曲周学者轻信此孤证误写，忽略其余四份史料的一致指向，未对县志内部矛盾进行辨析，导致将三国魏文帝时期的李诡祖误判为北魏孝文帝时期人物，实为不应有的考据乌龙。

结语

廓清乌龙，回归历史本来面目，宏扬新时代财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