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是个狗年，这一年是民国三十五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党中央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热河省委、热河省政府撤出承德，于１０月到达热北重镇林西。林西成为闻名的「热北小延安」。在这片黑土地上，无数年轻人的命运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从359旅转隶东北民主联军，又刚从林西县公安局局长转任热河省公安厅治安科科长的王辉，这些天眉头就没舒展过。土匪、特务、敌对势力，各种明枪暗箭防不胜防。公安厅新来的厅长秘书王宁倒是个能干人，办事谨慎细致，很对王辉脾气。这天下午，处理完一批紧急文件，两人难得清闲。王宁问起王辉的家庭，这位素来严肃的科长脸上难得露出笑容：「我老婆？那可是我「征」来的兵！」锦州义县，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城里的电话局，算是当地最「时髦」的单位之一。接线员石磊是个泼辣的东北姑娘，锡伯族人，祖上据说当过满清的高官，但到了她父亲这辈，家产早就败光了。石磊能读到高中，全靠母亲和姨妈没日没夜地给人纳鞋底、做女红，一针一线攒出来的学费。高中时，一位姓李的地下党老师对她影响很大，什么「不做亡国奴」、「保家卫国」的念头，在她心里扎下了根。所以当共产党的队伍开进义县时，石磊二话不说，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要跟着走。她母亲得到消息时，女儿早就没影了。老太太迈着一双小脚追出去，但哪里追得上年轻人的脚步？招兵站里，负责登记的是个浓眉大眼的汉子，叫王辉。他抬头看了眼这个风风火火的姑娘，问：「叫什么？多大了？为什么要参军？」「石磊！十八！打鬼子、干革命！」姑娘回答得干脆利落。王辉笑了：「名字像男的，脾气也像。」他在花名册上登记完，又说：「我们公安系统也需要女同志，你识字，愿不愿意来？」就这样，石磊成了热河省公安系统的一员。而王辉对这个泼辣能干的姑娘，也从欣赏渐渐变成了爱慕。他的领导、热河省公安厅厅长王范，原名张庭谱，１９２６年入党的老党员，老红军，在上海特科工作时被誉为「红色包打听」，在延安边区保安处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王宁同为延安边区保安处的干部，和王范形影不离，所以才改名叫王宁。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年仅１４岁还叫许高科的王宁还在读小学。他的小学老师叫乔冠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党员。在乔老师的帮助和带领下，小王宁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县里有名的抗日积极分子。
１９３８年初，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襄汾中心区最年轻的共产党员。这年他还不满１５周岁。
１９３８年８月，王宁被调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在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学习，后到安吴堡青训班培训，最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延安时期，王宁最庆幸和骄傲的事，是参加了党的「七大」保卫工作，亲眼见到了毛主席。
这可不是什么轻松差事。由于当时敌我关系错综复杂，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人破坏，保卫工作非常艰难。就是毛主席也对李克农说过：「搞好了保卫工作，就开好了一半会。」
为开好这次会，保卫部门对延安地区进行了过筛子似的清查，查出了一大批潜伏特务和反革命。仅王宁所领导的小组就查获特务１３人、收缴电台２部。在整个开会期间，王宁作为巡回警卫，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十几天会下来，人瘦了一圈。李克农同志摸着他的头直夸奖：「小鬼，你是个好样的。」特意放了他几天假作为慰劳。
党的「七大」后，王宁作为聂荣臻同志的随员来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学习了两年，并随着学校参加了１９４４年的冀中反扫荡，荣立三等功。同年，他又调回延安，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党支部书记，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他先任中共冀察热辽区社会部侦察科长，参加了爷台山战役和赤峰保卫战。接着到热辽二十专区任公安处长，参加了解放赤峰市的第二次战斗。
也就是在冀察热辽区社会部工作期间，他和王辉成了同事，而不是江湖盛传的王震将军手下的战友。
１９４８年底，王宁被调到筹建中的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任解放后的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委社会部秘书。
此时，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正在筹备 —— 开国大典。
刚解放的北京，混杂和潜伏着几十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特务，社会形势极度复杂。王宁作为罗瑞卿同志的得力助手，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 对潜伏特务的侦破，对起义人员的登记，仅收缴枪支就达１０余万支。
大典当天，王宁受罗瑞卿同志委托，亲自领着一连人在天安门广场外围值勤，保证了大典的顺利进行。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他就站在金水桥的护栏旁，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风采。王宁后来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幕」。
王宁在开国大典保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叶剑英同志的注意。当叶帅率部队南下时，特意点将王宁跟随。
１９４９年底，王宁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几千公里的路程，他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白雪皑皑变成郁郁葱葱，心里五味杂陈。
这一去，他就在南粤大地扎下了根，再也没有回到那片和王辉相识的黑土地。
解放广东后，叶帅任命他为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
刚解放的广东，由于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破坏，局势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土匪袭民的恶性事件，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暴乱。广东省开始了剿匪斗争。剿匪令一下，王宁率领的省公安总队便奔赴到第一线，在他指挥下，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歼灭土匪上万人。
１９５１年２月，毛主席下达了《处决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特务》命令后，广东省在叶剑英主持下，由王宁率省公安总队在２月２３日夜间突击逮捕了大小匪首、特务、恶霸１万多名，当天夜里就处决了罪大恶极的１７００多名，使广东局势得到根本好转。叶帅誉他为「剿匪阵前『华南虎』」。
而就在王宁率部剿匪的这一年，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３日，远在广西柳州的石磊，也就是王辉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
给孩子取什么名字？王辉姓王，石磊姓石。两口子一合计，干脆各取一字 —— 就叫王石。父母都是铁路系统的干部，工作调动频繁。王石先后在柳州、广州、衡阳、北京生活过。小时候，王石最初在北京上小学，父母是机关大楼里的中层干部，家住在普通的筒子楼里。八岁时，全家又搬去了郑州，住在干部大院里。无论邻居还是同学，都与“官”相关。１９５９年，王家搬到了郑州保全街的铁路家属院。王石的父亲已经是厅局级干部，母亲石磊也当上了郑州火车站的副站长。火车站副站长，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是个油水极多、位置极重要的肥差。但石磊作风正派，从不多拿公家一分一毫。她常对孩子们说：「公家的东西，一根针都不能碰。」王家住的是联排别墅，院子里种满了花。这些花不是自己种的，而是定期有人来维护、更换，跟着季节走。普通人家哪有这个待遇？王石在郑州铁路一中读书。他小时候对这些没什么概念，觉得大家都是这么过日子的。直到有一次，学校要开家长会，老师想借几盆花布置会场。王石自告奋勇：「我家有的是花，你们来拿吧！」老师高兴坏了，蹬着三轮车去王石家。花搬回来，会场布置得漂漂亮亮。王石觉得自己立了大功，正得意呢，有同学跑来问：「你家是养花的吗？怎么没听你说过？」王石愣住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别人不一样。王石从小就是个调皮孩子。在郑州铁一中，他数学学得不错，但其他成绩平平。上课时，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做，转头看见王石在下面玩，还拉着前后左右的同学一起玩。老师觉得他在胡闹，走下去看他的作业本 —— 的确做好了。老师现场又出了一道：「再做！不许玩了！」等老师还没缓过气，发现王石又玩上了：「难道你又做好了？」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石磊因为曾经在伪满电话局工作过，被扣上「走资派」和「日本特务」的帽子。父亲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种遭遇对一个家庭几乎是灭顶之灾。但十五岁的王石，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 学校停课了，没人管他了。他和一帮同龄人到处串联，从东北到西南，把祖国的大好河山逛了个遍。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是他从小到大从未体验过的。当然，这种「快乐」是建立在父母受难基础上的。多年后回想起来，王石对那段岁月的感受是复杂的。１９６８年，石磊的问题查清了，组织给她恢复了工作。同年，十七岁的王石穿上了军装。他对部队生活满怀憧憬。父母都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在他们观念里，部队是最能锻炼人的地方。王石自己也觉得，当兵比去农村插队强多了。新兵训练在江苏徐州。部队是个强调服从的地方，一切都要按规矩来。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学习、政治教育，每天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新兵营隔壁是航校，王石每天看着飞机起起落落，心里羡慕得不行。他想，要是能开飞机该多好，那才叫自由自在。可惜他只是个汽车兵，只能在地上跑。新兵营结束后，王石被分到空九军汽车营，驻地在新疆吐鲁番。新疆的环境是艰苦的。部队驻扎的地方正好是个风口，刮起大风来，连油罐都能被吹得在地上乱滚。王石每天开着卡车，在茫茫戈壁滩上奔驰，一天下来，可能只能见到两个兵站的人，其余时间就是在烂得不能再烂的石头路上孤独前行。但王石不怕吃苦。他怕的是那种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生活。部队里大都是农村兵，这些人能吃苦、肯干活。王石从小养尊处优，论干活肯定比不过他们。但他有股倔劲，别人能干的，他也要干。有一次比赛割麦子，王石割了没多久就觉得腰要断了。但他不肯认输，跪在麦地里，爬着也要把任务完成。凭着这股狠劲，王石第一年就入了党，当上了班长。按照这个势头，提干是迟早的事。有一次，排长在读报会上念文章，念到「兢兢业业」时，读成了「克克业业」。王石当场站起来纠正：「排长，不是克克业业，是克克克克业业！」还有一次，部队请来一位农村妇女做报告，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故事。这位女同志说，她和女儿去买菜，她挑好豆子，女儿却把好豆子全倒回去，专挑快烂的。女儿说，要把好豆子留给别人。王石在下面听得直皱眉头。他心想，如果大家都这样，那菜农还种什么好豆子？反正差的大家都抢着要嘛。这不是越来越差吗？报告结束后，那位女同志被请去吃小灶，王石和战友们只能在大食堂吃粗茶淡饭。这让王石更加愤愤不平。石磊接到信，吓了一跳。她以为儿子犯了错误，要被部队开除。二话不说，她登上火车，花了三天三夜，从郑州赶到新疆。到了部队一问，指导员说，王石没犯错误，是他自己要走的。如果不走，组织还准备给他提干呢。石磊松了口气，但又急了起来。好好的前途，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她苦口婆心地劝王石，从白天劝到深夜。但这一回，王石铁了心要走，谁说都没用。母子俩都是倔脾气，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石磊只好随了他。好在以家里的背景，安排一个复员军人的工作不是难事。很快，王石就脱下军装，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当了一名锅炉工。锅炉工是重体力活，又脏又累。但王石选择这个工作是有目的的 —— 当工人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开小车的司机就没这个机会。果不其然，一年半后，王石拿到了厂里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进了兰州铁道学院。在大学里，王石学的是给排水专业，和张雪峰一个专业。这个专业他毫无兴趣，上课时，主要精力都放在看课外书、学英语上。三年后，王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工作。这一年，他二十六岁。 三年后，王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当时的工资是每月４２元。 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王石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 而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施工空暇，王石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通过熟人安排，他还去了趟罗湖桥边检口岸。当时罗湖桥头是「禁区的禁区」。过境的铁路客货车在桥头前要再次停下来，接受检查。一队武警战士，每人手持一根端头固定一面小镜子的金属棒，弯腰钻进路轨，借助小镜子检查车皮底盘死角，防止偷渡人员藏匿其间。 偷渡客常常在笋岗车皮编组期间，藏身于车轴和底盘间的空隙，企图免检免票穿过罗湖桥头，到另外一个世界寻求生计和梦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企图蒙混过关，虽然有的漏网了，但大多数都被截获，甚至有人因列车的晃动掉下来丧了命。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子席苇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王石选择住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 岭南的黑白花纹斑蚊子格外厉害，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还有讨嫌的苍蝇，工棚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会被苍蝇占据，那密密麻麻的情形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晚饭后工友围坐在唯一的１９寸电视机前，打发消磨时间。王石则一个人躺在蚊帐里看书，不凑那个热闹。 那个年代，广东是全国唯一能收到香港电视信号的地方。 偶然围上去，王石意外地发现工友们在观看香港台。他听不懂粤语，但那生动的画面、活泼的面孔、刺激感官的广告却让他感到新鲜、诱惑。只是看不了５分钟，就有一位工友起身，将频道调回广东省台，没过两分钟再调回香港台，就这样来回切换着。 边境禁区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对工地管理者来说，最头疼的还不是看香港电视，而是人员失踪。清晨起来，发现少了一个或两个工友——他们投奔河对岸去了。 望着工友空荡荡的铺位，王石迷惑极了：为了谋生，为了发财，还是为了能自由收看香港电视台？抛弃工作，抛弃家人（或和家里人合谋），弄不好被遣送回来或搭上生命，值得吗？ 深圳工程结束后，王石仍然在铁路沿线穿梭。然而，工作状态始终无法兴奋。 他并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技术工作，更向往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他曾梦想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战争风云中的巴顿、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 然而，现实生活中他却一直被选择：１７岁当兵时希望当个无线电兵，却在茫茫戈壁做了５年驾驶兵；１９７３年复员时已经２２岁，当时的愿望是上大学，学医学或法律，但能选择的却是就业，而复员办公室给出的职业却是司机或锅炉铆工，二选一，讨厌驾驶的他选择了每月配给４９斤粮票的锅炉铆工；一年的重体力活儿换来了一个大学生名额，但却不是自己选择的学校，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方广州，他喜欢岭南的风光，喜欢广州对外交流的现代气息，却不喜欢所从事的职业。有一次，王石在工地上被石头划破了手，伤口不大，但流了不少血。一个女孩听说后，专门跑到他的宿舍给他敷药。这个女孩叫王江穗，出生于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巧了，正是王宁 —— 三十多年前在热河省公安厅和王石父亲王辉共过事的那位。王宁南下广州后，文革期间曾被迫害入狱，但文革结束后已经复出，当时是广东省的高层领导，主管全省政法工作。王石和王江穗很快就走到了一起。１９８０年，两人结婚。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从铁路工人到机关干部，王石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转变。新的工作让王石兴奋不已。工作地点从酷热的铁路沿线，转移到清凉的高级宾馆；打交道的对象，也从满身汗臭的工友，变成西装革履的外商。１９８１年，王石所在的处购置了两台铃木摩托车，王石分到一台。他时常骑着摩托车，在广州新落成的环市路上飞驰，感觉风驰电掣，快意无比。但这种新鲜感没持续太久。机关单位的生活，很快就让王石感到厌倦。有一次，王石和领导一起接待外商，他使出浑身解数活跃气氛，把外商哄得非常高兴。王石以为自己表现出色，正得意呢，没想到事后被科长叫去训了一顿。科长说：「你把主任、处长的风头都抢了，这像什么话？」王石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了。从此，他对工作不再上心，只用一成精力应付，剩下九成用来上夜校学英语、骑摩托车兜风、打乒乓球。到了年底，领导在年终总结会上反而夸奖王石变稳重成熟了，说要重点培养他。王石心里苦笑。他想象着自己在机关里一步步往上爬，最多做到副局级，然后退休、开追悼会、放哀乐…… 这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让他不寒而栗。深圳皇岗村的村长庄顺福带着老婆来广州，看望王石的岳父王宁。王宁以前曾在皇岗村蹲点，住在庄顺福家里，两家人因此有了往来。王石１９７８年在铁路工作时，还去庄顺福家吃过饭。那时候的印象是，庄顺福家又穷又土，跟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没想到，五年过去，再见到的庄顺福夫妇，完全变了个样。穿着时髦，出手阔绰，一看就是发了财的人。庄顺福跟王石讲起深圳正在发生的变化，说那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干，赚钱跟捡钱一样。王石听得心痒痒。他当即放弃了当海员的想法，决定去深圳闯一闯。以他的家庭背景，办手续自然轻而易举。很快，王石就拿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走进了深圳特区经济发展公司的大门。有一天，王石在蛇口码头闲逛，发现那里堆着大量玉米。一打听，这些玉米都是从美国、泰国、中国东北等地运来的，要经过香港转口，才能到深圳。王石觉得奇怪，问饲料厂的人：「为什么不直接从东北运到深圳？绕道香港，成本不是更高吗？」王石一听，这事有谱。他是铁路子弟，铁路运输他最熟。海运的话，他和远洋公司的关系也不错。经过一番上下联络，王石很快从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买来三十吨玉米，运到深圳一卖，净赚三万九千块。至于为什么国营企业能卖给他，你忘记了人家父母都是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四野的出身了？八十年代初，这可不是小数目。而此时，距离王石到深圳，才不过一个多月。他把饲料贸易组扩充到七个人，大量进货。笋岗北站的货场上，堆满了从东北运来的玉米，搬运工人忙得热火朝天。王石有时候兴头上来，也跟着农民工一起扛麻袋。有工友不解地问他：「你一个城里人，随便做点什么不成，干嘛和我们一起扛麻袋？」１９８３年８月，香港一些报纸突然报道说，鸡饲料里有致癌物。消息一出，香港人闻鸡色变，没人敢吃鸡了。王石的玉米，主要就是卖给养鸡户的上游 —— 饲料厂。没人吃鸡，自然没人买饲料；没人买饲料，自然没人要玉米。八月的深圳，天天下雨。玉米堆在露天货场上，很快就发霉、发酵，有的甚至发了芽。更要命的是，笋岗北站是深圳重要的货运通道，王石的玉米把整个火车站都给堵了，连保障城市运转的粮食和煤炭都进不来。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挥部下了死命令：「货主必须三天内把玉米清走，否则没收货品，还要重罚。」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连夜跑到指挥部领导家里求情，但领导也没办法，这么大的事，谁敢担责任？王石又找到皇岗村的庄顺福，让他帮忙联系当地养鱼的老板，低价拍卖玉米。进价一千多一吨的玉米，四百块一吨就卖。好在「笋岗北站有便宜玉米卖」的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一家养牛场找上门来，把剩下的玉米一扫而光。「破坏运输秩序」的问题是解决了，但这一单生意也血本无归。不仅之前赚的四十万全部赔光，还倒贴了七十万。换成一般人，经历了这样的惨败，大概再也不敢碰玉米了。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继续买玉米，而且要买更多。他买了机票，直飞东北，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把库存的一万五千吨玉米全部买下。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天津、青岛，如法炮制，最后一共定了三万多吨的货。他根本就没钱。他和对方谈好，货到之后一百天再付款。对方居然同意了。但这个赌注太大了。如果货到了，香港人还是不吃鸡，那他就真的完了。玉米从各个港口出发，一船一船地往深圳运。王石的心也一天天揪着，他每天都盯着新闻，盼望着香港人重新吃鸡的消息。第一批七千吨的货还有几天就要到深圳了，王石还是没能等到好消息。他甚至开始祈祷，让台风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把那艘货船打沉。就在货船即将进港的最后时刻，香港报纸终于登出了辟谣消息：原来的报道有误，鸡饲料无毒！玉米生意这么好做，换成一般人，肯定会一直做下去。但王石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收手。果不其然，他赚钱的消息传出去后，很多其他贸易公司纷纷效仿，一窝蜂地涌进玉米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大跌，后来者全都亏了本。１９８４年５月，王石加入了深特发新组建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很快就当上了经理。这就是万科的前身。１９８８年，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王石用铁腕手段平息了公司内部的各种阻力，硬推着公司往股改的方向走。１１月，股份制改造方案正式获得深圳市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的股份制公司改名为「万科」。王石从一个国企下属公司的经理，摇身一变，成为一家股份制公司的老总。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股改方案，职工持有的百分之四十股份中，有百分之十可以为私人所有。以王石的地位和贡献，他可以分得最大的一份。他选择当一个职业经理人，靠拿工资获得报酬。这些放弃的股份，日后将价值上百亿人民币。王石后来多次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放弃股份。他说，第一，他自信凭自己的能力就能管理公司，不需要股东身份的加持；第二，他翻遍家谱，发现王家往上数二三十辈都是农民，没出过地主或资本家，他觉得自己也没这个命；第三，他担心钱太多会把控不住，干出坏事来；第四，名和利只能得一样，他更愿意选名。他的好朋友冯仑对此无比羡慕，说王石不当老板，「使他摆脱了原罪，也使他所有的人生、公司都跟别人不一样。」看看那些和王石同时期选择当老板的企业家，日后入狱的入狱、出逃的出逃，善终的没几个。王石的选择，不能不说是高明的。三十多年来，王石活得太「正确」了。从部队里忍耐五年，到机关里按捺脾气，再到商场上步步为营 —— 他永远在做「对的事」，永远在克制自己的冲动，永远在压抑自己的欲望。就在王石热火朝天地做玉米生意的１９８３年，上海宝山区月浦镇，一个女婴呱呱坠地。１９７８年，国家决定在上海建设宝钢。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需要从全国各地调集技术人员和工人。二十冶从河北邯郸整体搬迁过来，还有从四川攀钢来的五冶，从山西太钢来的十三冶，从各地来的十九冶……月浦、果园这一带，一下子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外地人。他们说着各种方言，保持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有网友回忆说，九十年代初在月浦、果园住过，那里几乎都是外地人，治安很差。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难免会有摩擦和冲突。她接触的不是弄堂里的上海阿姨，不是淮海路上的小资白领，而是一群从河北、山西、四川来的钢铁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个环境，养成了她日后那种泼辣、直接、不按常理出牌的性格。这个名字，日后将在田朴珺的商业版图中反复出现。但在当时，郝秀华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尽力拉扯着女儿长大。田朴珺后来回忆说，姥姥告诉她，年轻时吃苦不算吃苦，到老了吃苦，才是真苦。所以从小，她就明白 —— 要强大，要独立。要善读人心，要利齿伶牙。大概是１２岁那年，她拿着１００元的本金，去市场批发了一批戒指。几番捣鼓下，赚到了１０００元。这种早熟的商业头脑，和她日后的人生轨迹是一脉相承的。田朴珺的小学，就读于上海月浦二小，初中，毕业于上海宝钢三中，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新民实验学校初中部。田朴珺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第一次参加中考，她没有考上高中，只能去月浦中学，复读一年，就这样，她的中学，一共读了七年，比同龄人，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复读一年后，田朴珺，终于考上了高中，但她的高中生活，也并不顺利，学习成绩，依然平平无奇，她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心思，从来都不在学习上，整天想着，如何打扮自己，如何引起别人的注意。高中毕业后，田朴珺，没有考上大学，只能选择，去中央戏剧学院，就读表演系高职班，这并非本科学历，只是一个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但即便如此，也算是，为她，推开了演艺圈大门的一把钥匙。可田朴珺，并没有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她从小，就养成了大手大脚、挥金如土的习惯，家里的条件，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还算宽裕，根本不用她，为生活费发愁。２０００年，田朴珺，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高职班，父亲心疼她，离家求学，一入学，就给了她四万生活费。要知道，当时中戏的学费，一年才两万，这四万生活费，本可以让她，平稳、顺利地，度过两年的校园生活，甚至还有剩余。可田朴珺，并没有打算，节省开支，她把父亲给的四万生活费，全部拿出来，请同学吃饭、应酬，结交朋友，试图在同学中，树立自己「大方、豪爽」的形象。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四万生活费，就被她，挥霍一空，没有剩下一分钱。没钱之后，她既没有想过，回家，向父亲要钱，也没有想过，认真上课，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反而，动起了，拍广告赚钱的念头。她开始，频繁逃课，去接广告，拍写真，不是为了，补贴家用，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演艺梦想，而是为了，维持自己，那种挥金如土、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她沉迷于，广告带来的短期收入，沉迷于，聚光灯下的光鲜亮丽，早已把，自己的学业，抛到了九霄云外。逃课的代价，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当她，沉迷于，广告拍摄，无法自拔的时候，她的学业，早已亮起了红灯，缺课次数，远远超过了学校的规定，专业课成绩，一塌糊涂，甚至，连很多专业课，都没有上过。最终，在２００２年，田朴珺，因为缺课过多，被中央戏剧学院，正式劝退，没有获得，任何毕业证，她的大学梦，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多年后回忆起被退学那天，她说监考老师当着全班让她出去。周围投来的同情目光像针一样扎人。那一刻，她尝到了放纵的苦果。但后悔已无力回天。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给自己，挽尊说：「当年，从中戏退学时，老师说，你只要，说出谁和你一样，没上课，就可以，不用退学。我觉得，出卖同学，换自己留下，特别可耻，于是，我坚持，只有自己，没上课，我退学了，但这事，成了我这辈子，一个荣耀的伤疤。书没念完，可以补，德缺了，永远，补不回来。」她还说：「以我当时的年纪，被劝退，想问题，不一定周全，那会儿，我认为，我跟其他同学，一样，都缺课，但为什么，只有我，被劝退？反省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太我行我素，太自以为是，情商太低了。于是，自从那件事以后，我只要，一出门，走进人群，哪怕，坐在地铁上，都会，捧着一本《卡耐基人际关系学》看，努力，提升自己的情商，学会，为人处世。」「尽管，现在的我，可以，平静地，诉说，当年的故事，但退学后的那段时间，我过得，极其艰难，可以说，持续不断的阴暗，缠绕了我，整整半年，我自卑、自闭，自暴自弃，害怕，看到熟人，害怕，见陌生人，整个人生，都落到了马里亚纳海沟。我一边，抑郁，一边，反省，一边，抱怨「为什么是我」，一边，反思自己的挫败，有哪些问题，是自己的。每次，想到，二十岁的我，初出茅庐，众目睽睽之下，被取消考试资格，永远，无法忘记，那几百双眼睛，注视着我，在同学们的脸上，我看到了，无奈、同情，还有幸灾乐祸，我要，伪装得，无所谓，稳稳地，走出教室，事后，一个人，偷偷哭到撕心裂肺，不敢，让人看见。」退学之后，田朴珺，彻底，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当年，还在校园里，逐梦的同学们，有的，继续深造，有的，顺利出道，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演员，而她，却成了，无学可上、没有稳定工作的漂泊者，只能，在演艺圈的底层，摸爬滚打，接一些，跑龙套的小角色，拍一些，不起眼的小广告，勉强，维持生计。最难熬的时候，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演艺梦想，进入了，地产业，打拼，常在工地，吃盒饭，出差的时候，订不到酒店，只好，住澡堂，嘴里，含着沙子，也得，咬牙坚持，那种艰辛，那种卑微，和她，以前，挥霍无度、风光无限的日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也正是，这段落魄的经历，反而，激发了她，更强的野心，她，急切地，想要，摆脱困境，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过上，光鲜亮丽、奢侈富足的生活，她，抓住了，一切，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从不放手。出了社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王晶看中。王晶邀她到香港试戏。王晶电话里说，别紧张，不一定用你，先试试。
试完镜，田朴珺拿下一个龙套角色，穿三点式泳衣，跟陈小春有不少亲密戏。
为此，田朴珺一度手足无措。
梁家辉见状，悄悄跟陈小春说，她是新人，你多跟她聊聊，熟络起来，演得更自然。
在片场，田朴珺为入戏，硬着头皮学粤语，一个多月的拍摄，突破了语言关。
试戏过程很顺利。她成功拿到了《神勇铁金刚》里，一个性感女特警的角色。２００４年，她出演由陈可辛监制的电影《三更之饺子》，和梁家辉有激情戏。镜头下的她，衣着清凉，尺度大开。她还曾对记者表示自己不抗拒接拍三级片，「不过要看导演、剧本和对手」。听闻球星巴乔来中国，深谙炒作门道的田朴珺，蹲守在活动现场。巴乔露面，她疾速上前，一个猛扑，又是拥抱，又是亲吻。港漂多年，依然名不见经传，混不出一点水花。这不是她想要的。她决意回到内地，去长江商学院攻读ＥＭＢＡ，结识了一些有名之士。据说，田朴珺之所以能认识王石，是因为背后有冯仑牵线搭桥。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据说是在长江商学院的某次活动上。彼时的王石，已经是功成名就的社会名流，万科连续多年蝉联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冠军。他登顶过珠穆朗玛峰，穿越过南极北极，出过书，上过电视，是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人生导师。但也是彼时的王石，正在经历着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场压抑。当兵时，他忍耐五年才复员。在机关时，他按捺脾气不出风头。创业时，他放弃了本可以到手的上百亿股份。管理公司时，他始终保持着职业经理人的克制与自律。他太「正确」了。正确到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欲望」。她泼辣、直接、不按常理出牌。她从小就知道自己要什么，敢于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她浑身上下写满了「欲望」两个字 —— 对金钱的欲望，对名气的欲望，对成功的欲望，对跻身上流社会的欲望。查尔斯王子从小接受严苛的王室教育，一言一行都要符合规范，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形象。他被压抑了几十年，压抑到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男人的「欲望」。她不够美丽，不够年轻，不够符合王室的标准。但她足够「欲」，足够放浪，足够让查尔斯感受到作为一个普通男人的「快感」。他们年轻时过于「理智」和「克制」，到了中年就会特别想「放纵」。但他的放纵自己「不敢」也「不会」去释放，于是他就会找一个「纵欲女」来帮他释放。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有媒体爆出王石离婚，新欢正是田朴珺。２００７年，郝秀华和田朴珺共同出资设立了北京金田光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１０万元，郝秀华与田朴珺各出资５万元人民币。郝秀华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田朴珺出任监事职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田朴珺和郝秀华又设立了北京玖阳晟禾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１０万，两人各出资５万元。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田朴珺个人独资设立东阳横店九天云影视文化工作室。２０１４年９月，田朴珺通过北京玖阳晟禾科技有限公司，参与设立了深圳市圣朴骏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５００万。２０１５年４月，田朴珺以自然人身份出资１００万元，设立北京承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３月，东阳九天云影视广告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３００万元。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泰国发生严重水灾，田朴珺曾向泰国皇室捐款１２０万泰铢（约２３万元人民币）。当时的泰国新闻是这样写的：「中国著名房地产商人，影视明星田朴珺小姐以及令慈郝秀华女士为泰国水灾捐赠价值１２０万泰铢的药物，诗琳通公主私人秘书阿拉雅诰命夫人代表公主基金接收。」「令慈」两个字，暴露了郝秀华的身份 —— 田朴珺的母亲，王石的丈母娘。原来让大家各种猜测的背后大ＢＯＳＳ，竟然是王石的丈母娘。２０１３年，田朴珺作为专栏作家，在《智族Ｇ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男闺蜜 —— 你不知道的陈可辛》。内容写的是她与陈可辛的「隐秘」过往。文中的他们，挚友情深。全天２４小时，可以随时煲电话粥。她对陈可辛的了解很深入，初恋女友叫什么，洗发水与护发素是什么牌子，衣柜里的鞋子、衣服是什么颜色，她一清二楚。心情郁闷时，陈可辛会安抚她，唱歌给她听。平日里，陈可辛会经常送各种小礼物给她。偶尔发生争执了，主动求和好的，也是陈可辛。但打脸很快就来了。陈可辛回应，如果非要说闺蜜，他只有一个，那就是吴君如。吴君如也紧随其后表明：「什么闺蜜龟蜜，反正他的心和财产都归ｍｅ。」事后还被扒出，她之所以能与陈可辛合作，担任《中国合伙人》的制片，是因为她的背后有一个「投资人」王石。２０１４年，她又旧计重施，把蹭的对象转向「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她在文章《７５岁创业的褚时健》里，放了张她与褚时健的合照。看上去，两人交际不浅。但打脸依旧。褚时健亲自回应：「王石在，我不能不给他面子。」还批评田朴珺什么都不懂，写的文章错漏百出。２０１６年，她写了篇名为《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文章，直指中国人「没文化」、「缺乏素质」，赞颂英国贵族的高贵。「我坐在一座哈利波特式的４００年历史的老房子里，邻座都是贵族。」「很有仪式感，对人的称呼都是ｌｏｒｄ，而不是ｓｉｒ。」「我需要ＷｉＦｉ密码时，管家用手托着一个小银盘，像《唐顿庄园》里的场景那样，不是直接递给你，而是把银盘非常优雅地转到我面前。银盘上放着一张折叠得非常精巧的纸片，打开来就是ＷｉＦｉ密码。神奇的是，管家为你服务的过程都是无声的。」这绮丽的意象堆砌，这刻意的名词装点，乍一看，还以为郭敬明附体。暴发户的「跪族」丑态，尽露无遗。她只在乎一件事：证明自己是「独立女性」，不靠王石。她三句不离「我很独立」，标榜「职场独立女性」，左手拿着《卡耐基人际交往学》，右手拿着波伏娃的《第二性》，发誓这辈子永不靠男人。一旦有人揭穿她的行径，她便恼火：「我明明是独立女性，怎么会靠男人！」她还多次爆出，当年王石倾慕于她，多次表白、求婚，她都不为所动，屡屡拒绝。她似乎在竭尽全力昭告天下：我，田朴珺，不是王的女人。王石，才是田的男人。２０１５年，万科遭遇「宝万之争」。宝能系大举收购万科股份，王石在董事会上公开宣战。田朴珺发文：「好人必须赢，坏蛋必须死。」经过一年半的激烈较量，王石最终在２０１７年黯然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万科。冯仑当年的警告 ——「民营企业家追女明星，公司就离死亡不远了」—— 似乎一语成谶。离开万科的王石，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他尝试二次创业，投身环保和赛艇等「精英运动」，但反响平平。他与田朴珺的关系模式，也逐渐固定。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王石曾穿一件粉白色格纹衬衫，安静地坐在妻子和企业家段永平之间，像个「听课的学生」。他甚至对段永平说：「和你相比，我现在应该是非常不成功。」而在另一些场合，田朴珺会直接用一把大剪刀给王石修剪胡茬，王石则乖乖站着，一脸享受。当王石想介绍风景时，田朴珺会直接拉住他：「哎呀，你不要介绍，不要介绍！」王石便笑着闭嘴。回过头看，王石与田朴珺的轨迹，在两条看似平行的道路上，最终交汇于一点。王石的半生，是不断攀登又不断寻找下山之路的过程。从体制内的锅炉工到深圳的玉米贩子，从万科帝国的建造者到珠峰的征服者，他始终在对抗某种「被安排」的命运。他放弃了可能属于他的百亿股权，却始终无法摆脱「靠岳父起家」的标签。他在婚姻中感到压抑，便去登山寻找「解脱」。他试图用「不行贿」的规则在浑浊的行业里保持清白，最终却在自己建立的帝国里失去话语权。而田朴珺，则是那个将一切资源杠杆化的极致实践者。从中戏退学的挫折，让她笃信「只能靠自己」。从香港演艺圈的边缘角色到长江商学院的ＥＭＢＡ，从烂尾楼顾问到「王的女人」，她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能最大化借力的节点上。她需要摆脱「攀附者」的质疑，于是反复强调「独立女性」的人设。她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将王石的人脉网络打包成高价课程。心理学家曾分析这类关系：像田朴珺这样的女性，有一种特殊能力 ——「将牛人弄成孩子」。在毕恭毕敬的崇拜者包围中感到孤独的「牛人」，往往会被这种直接、撒娇、毫无距离感的接近方式所吸引。亲密关系的最大敌人是孤独，而田朴珺们，恰恰是这些孤独牛人的「天然杀手」。王石在田朴珺面前成了「笨笨」，一个会为她炖红烧肉的小男孩。而田朴珺，则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王的女人」到「田的男人」的微妙转变。２０２４年，王石在一次节目中透露，他与田朴珺育有一个３岁的女儿。当被问及如果王石没钱是否会嫁给他时，田朴珺回答：「我是一个颜控，我看中的是王石的颜值。」２０２５年底，田朴珺的社交媒体上，大量与王石的合影悄然消失，「婚变」传闻再次冲上热搜。虽然后来两人澄清传闻为假，但公众的窥探并未停止。万科在王石离开后陷入困境，２０２４年巨亏４９５亿。而王石本人，这位曾经的「地产教父」，在一次试图关心万科时，竟需要「尝试和万科的决策层建立畅通的联系」。一个曾经需要他「建立联系」才能沟通的企业，正是他亲手缔造的帝国。那盘象征爱情的红烧肉早已冷却，当年令王石赚得第一桶金的玉米贸易模式也早已被时代淘汰。只有那套「找到最高的山，以最小的支点撬动最大资源」的杠杆哲学，还在这个时代的各个角落，被不断复制、演绎。
那个泼辣的东北姑娘，那个锡伯族的后裔，那个祖上当过满清高官但到了父辈就败光了家产的女孩，那个迈着小脚追出去却追不上女儿的老太太的女儿，那个在招兵站里干脆利落喊出「石磊！十八！打鬼子、干革命！」的年轻人，那个被王辉「征」来的兵，那个郑州火车站的副站长，那个从不多拿公家一分一毫的正派干部，那个常对孩子们说「公家的东西，一根针都不能碰」的母亲，那个花了三天三夜从郑州赶到新疆劝儿子不要复员的倔强女人，那个最终拗不过儿子只好随了他的母亲 ——她大概不会想到，她那个调皮捣蛋、天性向往自由的儿子，在压抑了大半辈子之后，最终会和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浑身上下写满「欲望」的女人走到一起。「阿廖沙，别害怕，火车在上面停下了，他一笑天就亮了。」就像当年，她二话不说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跟着队伍走，她母亲得到消息时她早就没影了，老太太迈着一双小脚追出去但哪里追得上年轻人的脚步。只不过，当年那个追不上女儿的老太太，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她的外孙会娶一个和她女儿一样泼辣、一样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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