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邯郸交朋友
文/焦传玉
一九六六年的春风，拂过邯郸平原的阡陌田垄，也将我吹进了这片积淀着千年文脉的土地。彼时，我作为邯郸地区“四清”工作队的一员，被分配到邯郸县南堡公社刘村大队开展工作——这座东汉建武年间便已立村的古村落，十八盘井、二十四座庙的传说尚在坊间流传，淳朴的民风如同村头的老槐树，根深叶茂。上级任命我为组长，与董希林、郑尽昌、葛凤芝等六位同志组成工作组，我们怀揣着“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的使命，一头扎进了这片热土 。
初到刘村，我们住进了村民腾出让出的民房，屋内一盘土炕是冬日取暖的依靠。可这烧煤烧柴两用的火炕，却成了棘手的难题：明明添了不少燃料，炕头依旧凉飕飕的，夜里裹着厚被子也难抵寒意。我忽然想起在曲周教学时，一位盘炕老把式传授的技艺——火炕的暖凉，全在风道火路的设计。撬开炕面一看，果然发现邯郸一带的炕洞都是直桶样式，炉膛又狭小，热气刚进炕洞便顺着烟囱匆匆溜走，留不下多少暖意。
凭着记忆，我把直桶炕洞改成了鸡爪状的分火道，让热气能均匀铺满整个炕面；烟囱则砌成蜗牛状，减缓热气流速以充分蓄热；炉膛也加宽加大，让柴火燃烧更充分。忙活了大半天，新盘的炕只用了一小把柴禾，炕头便热得烫手，连炕梢都透着融融暖意。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全村，村民们纷纷找上门来，恳请我们帮忙改造冷炕。于是，工作组临时成了“盘热炕班”，白日里走家串户砌炕洞、抹炕面，夜里伴着温热的炕头规划次日的“四清”工作。那些日子，家家户户的炕洞里燃起的不仅是柴火，更是干群之间心贴心的暖意。我们帮村民盘炕，村民教我们识庄稼，田埂上的闲谈、炕头边的笑语，让“工作队”与“社员”的界限渐渐消融，不知不觉间，我们都成了不分彼此的好朋友。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各地造反派兴起，邯郸地区也成立了“首都红军红旗战斗师”，刘村的造反派分子也贴出大字报，扬言要把“四清”工作队轰出村去 。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老贫下中农代表、刘家族长刘尚文站了出来。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径直走到大街上撕下大字报，当着全村人的面高声喊话：“你们这些人真是不知好孬！工作队在咱村，帮咱祛邪气、树正风，指导咱科学种田，让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何罪之有？”老人的声音铿锵有力，“工作队的同志都是咱的好朋友，谁要是敢找他们麻烦，就把他赶出刘村！若是刘家人，往后老人百年之后，休想进刘家坟地！”末了，他拍着胸脯大喊：“我就是工作队的‘保驾官’！”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歪风邪气，村里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我们工作组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友谊，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
没过多久，上级传来指示，全国“四清”工作结束，工作队要撤回各县安置。消息传开，村里的乡亲们都红了眼眶。送别那天，大队办公处的路上挤满了人，男女老少自发夹道欢送，手里攥着自家种的花生、晒干的红枣，往我们包里塞。不少老伙计拉着我们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话语里满是不舍，泪水顺着皱纹滑落，滴在脚下的泥土里。大队长王振加和刘尚文老人特意安排了生产队的两辆马车，亲自送我们到南堡公社驻地。车轮滚滚，马蹄声声，回头望去，乡亲们还站在村口挥手，那身影渐渐模糊在远方的炊烟里。直到曲周县派来的汽车接上我们，车厢里还弥漫着花生的清香与离别的怅惘。
回到曲周后，我被安置到商业系统工作，可刘村的一草一木、乡亲们的笑脸，却时常在梦中浮现。一九七七年春节，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家中的宁静——竟是刘村的一伙老朋友，带着邯郸的特产和满满的牵挂，专程赶来给我们工作队员的家人拜年。寒喧间，他们细细讲述着村里的变化，打听着我们的近况，仿佛这十年的距离从未存在。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六十年匆匆而过。如今我已八十八岁，当年的青年早已满头华发，许多老朋友也已相继离世，渐渐断了联系。可每当想起在刘村的日子，想起那些热腾腾的火炕，想起刘尚文老人挺身而出的身影，想起送别时不舍的泪水，心中依旧暖意融融。那段在邯郸结下的友谊，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相处中愈发醇厚，在风雨同舟的考验中愈发坚定。
这跨越甲子的情谊，如同邯郸平原上的泥土般质朴，如同冬日的火炕般温暖，早已沉淀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永远镌刻在心底。
作者简介：焦传玉，88岁，退休干部，早年高中毕业。自幼惜文爱写，曾当过教师，做过多年文秘工作。原《邯郸日报》通讯员，《河北农民报》曲周报友俱乐部会员，《河北科技报》曲周报友会会员，现仍坚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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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1日
供稿: 焦传祥
编辑: 张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