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广义上讲,石家庄一带的人口经过多个朝代的迁徙变化,来源是多样性的,成分是多元的,涉及长时间的历史。如果摊开了说,按照东垣——元氏——真定——正定——石家庄的顺序,需要花点时间。为了突出主线、叙述简便,我们重点剖析一下近现代石家庄人,即正太铁路开通、中心城市的治所迁移到石家庄以后,在这里居住生活的人。探讨他们都是从哪里来,又有着什么样的性格和气质,以及这些鲜明的性格和气质的文化源头。
1.谁是原住民
有人说,石家庄是一座移民城市,此话不错,但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大小,总有它的原住民。那么,石家庄市的原住民是谁,他们的本来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这正是本节要叙述的。
所谓原住民,其实就是比较早的生活聚集在同一个地域的人群。这个比较早不是漫无边际,是有阶段性和时间范畴的。比如,我们说上海原住民的时间范围,要从19世纪中叶城市开埠说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大致比较合适。否则,再往前,上海滩还未形成城市;再往后,新上海人大量出现,混在一起,很难说清楚。说到深圳,要以改革开放为界线,那个南海边的小渔村居住的是它的原住民。按照这个时间划分,我们来说说石家庄的原住民。
从铁路兴起、现代城市开埠到新中国成立,石家庄已有40余年的历史。原住民大致生活在现在石家庄主城区的范围内。
最早的原住民是原来石家庄、休门及栗村(后分为姚票村、任栗村)3个村的居民。其中,栗村并不在最初的市政规划内,后来因为与石家庄和休门距离最近,且城市发展需要,也被扩了进来。这一带成为石家庄最早的发展用地,具有大体的分工。石家庄村成为两个火车站、货场、货栈以及商铺、旅馆、钱庄的场地,休门村成为银行、邮电局及初期工业的承接地,而栗村则与石家庄村一起,为石家庄第一个现代工厂——正太铁路机器总厂提供了场地。这里的人们,就是石家庄最早的城市原住民。这一阶段,是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人又不断增长的时期。19世纪末,石家庄、休门、栗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达到3万余人。到20世纪30年代,人口猛增到6.3万人。
再就是1941年,日寇占领时期,对城市规划做过修订,扩大进来20多个村庄。①其中包括,获鹿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东南部的部分村,如东里村、西里村、东焦村、西焦村、北焦村、范谈村、元村、孙村、塔塚村、槐底村、尖岭村等;正定县所属的滹沱河南的部分村,如谈固村、北宋村、白佛村、柳林铺、桃园村、义堂村等。加上原有的,共计69个村庄。
这里的人们随着城市规划的扩大而成为市民,又因为文化相同、生活习俗相近,自然也加入了原住民的行列。这些村融入城市的时间先后不一,有的开始是作为城市的郊区,当中许多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才慢慢融入市民生活。
这期间,还有一些北京、天津、保定的客商,以及周边县的生意人、打工者,陆续来到石家庄,并在此安家立业,也加入了原住民的行列。到解放时,石家庄城区大约有19万人,建成区面积30多平方公里。②
原住民与其他城市的人们一样,多数是逐步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由从事农业转变为城市的工人、店员、职员等职业。繁荣发展的城市,像一条载满养料的大船,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像一张大网,衍生出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职业,并且不断转变出一批批职业人才。例如,围绕铁路而产生的第一批产业工人,从事机车修理、货物运输企业或合作体;利用丰富的矿产品、农产品资源,而兴起的加工产业,如焦炭、纺纱、织布、铁制品、面粉厂等,他们当中有产业工人,也有作坊式的手工业者;利用城市交通的便利条件,兴起的集市、批发或零售业,从事各种物资和商品的交易,成为城市的第一批商人或小贩;为城市生产生活服务的金融业、公用事业和服务业,包括银行钱庄、供电供水、通信邮政、客栈旅馆、商店饭庄,产生了城市第一批的职员、修理工和伙计;等等。还有一些人,仍然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只不过是为了提供给城市而谋生。
粗略梳理了这些职业,我们发现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即所有职业都与这座城市的特殊属性相联系。铁路、市场、交通、运输,是这座城市起源的基础,同时为这里的人们共同生存发展提供了源泉。原住民虽然社会背景不同,从事不同的职业,但长时间的共同生活,维系在同一个环境里,使他们有了一个趋同的新身份——石家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住民至今已经在城市里繁衍了数代,逐渐成为这座城市的母体,是石家庄城市文化最早的打造者、传播者,也是一群有特点的人。他们是早期的城市人,但仍然保留着祖辈的文化传统、熟悉的生活习惯。这其中,既有原获鹿、正定一带农村的旧习俗,又有城市新生活的影响。
比如,石家庄原住民在农历除夕,除了吃饺子之外,一定要有传统的农家蒸碗(不同于广东的梅菜扣肉,也不同于四川的粉蒸肉)。做法是选上好的五花肉,煮熟油炸(既为出油也为着色还为便于保存)切片码好装碗,加上葱姜蒜、八角等各种调料,上锅大火蒸透,吃起来香嫩可口,肥而不腻。当然,也会提前熬制好一盆各种食材荟萃的大锅菜,为的是食用方便,且为人们拜年或娱乐节约出时间。同时,也要有精心加工的红烧鱼,后者就是舶来品。须知,滹沱河畔的石家庄人在若干年前,是不怎么吃鱼的。
① 孙万勇主编:《石家庄通史(近现代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页。
② 石家庄市档案馆编:《石家庄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

孙万勇,河北安平人,曾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河北省政府参事。现为河北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同济大学中国精神大讲堂特约专家、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传媒学院客座教授。
长期致力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研究,主要著述有《品读西柏坡》、《品读石家庄》、《品读正定》、《天地有正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实录》、《石家庄通史》等,其中《品读西柏坡》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总策划创作文献纪录片《璀璨时空》(获电视金鹰奖)、《石破天惊》、《正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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