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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故事:石家庄市第一任书记—陶希晋

2026-04-16 10:40:40

陶希晋，原名陶国华，1908 年出生于江苏溧阳陶家村。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宁地区反蒋暴动行动委员会主任。1932 年参与组织领导正太铁路职工运动和石家庄抗日救亡运动。后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正太沿线铁委书记、晋冀地委、晋东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驻石家庄小组中共少将代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法学家。

1926 年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大学法学院深造。

1929 年冬，为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实行独裁专制，他曾与革命志士许闻天等，借用民间团体大刀会的武装力量，发动和领导了有 3000 多人参加的江宁地区的反蒋暴动，一度攻破溧阳城，陶希晋当了三天县长。暴动遭到残酷镇压，他被蒋介石的 " 国民政府 " 以 3000 元大洋悬赏通缉，只好逃往上海避难。正在身处困境之时，经同学介绍，结识了正在上海普善医学院当医生的同乡朱琏，朱琏对陶希晋的反蒋精神十分敬佩，便慷慨解囊予以资助。政治上的一致促成了生活上的结合，不久许闻天夫妇从中引线，二人结为夫妇。

1931 年夏，为寻求光明，二人离开上海滩，到安徽明光镇（今明光县）当了小学教员。九一八事变后，陶希晋和朱琏立即组织明光镇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活动，是当地抗日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1932 年，正太路借款合同期满 30 年，全部借款还清，法国资本家正式将正太路归还中国隶属国民党南京政府铁道部管辖。这时，以国民党改组派王懋功为首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先后来到正太路。陶希晋经许闻天介绍，与妻子朱琏来到石家庄。陶在正太路局当了文书，朱琏在正太路医院当了一名医生。随后，王懋功即委派陶希晋和马次青（马庆昌）沿袭大革命时期我党领导工会的路线和方针，恢复和建立了正太铁路工会，积极为工人谋福利。工会于 1932 年 9 月 25 日正式恢复后，做了不少有利于工人群众的好事。例如，动员正太路工人共捐款 10 万元，购买正太号飞机一架，并捐了 7000 余元慰劳前线抗日将士，雪耻救国；为在 " 二七 " 大罢工时被开除的孙云鹏、梁永富等 30 多名失业工人，全部复了工，实现了工人多次斗争未曾达到的要求，在机务等部分工人中实行了 8 工作制，修建工会办公会址，为工人建了浴池和部分宿舍，解决了部分工人住宿和生活困难等问题，还开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大家集资分红，为工人谋福利开办铁路子弟学校，特别照顾已故工人子弟上学等等。王懋功和陶希晋的这些做法，受到了广大铁路工人的敬佩，工人们为此自觉集资在正太花园键建懋功亭予以纪念。

为寻求真理，1933 年以陶希晋和郭树栋为首，组织部分知识分子和进步工人办了读书会。他们购买了许多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籍和宣传抗日救国的报刊，供大家阅读，传播进步思想，为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是年，国民党在正太路建立了特别党部，工会开始分化，一度被国民党收买，成了工会内部斗争的对象。当时陶希晋他们主要进行合法斗争，特别是改选时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用送工会的人到南京受训、选举国大代表、金钱收买等各种手段来分化工会，但是工会阵地依然还是掌握在陶希晋他们这边。

1935 年 9 月，中共党员、朝鲜人刘汉平来到石家庄，通过举办日语训练班传播马列主义，开展建党活动。同年冬，陶希晋、朱琏和王书良、康瑞华、田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建立了中共石家庄市工作委员会，王书良任书记，陶希晋任宣传委员（后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

1936 年春，李衡第二次来到石家庄，宣布了上级批准的党员名单，并组建了中共石家庄市委，任命陶希晋为市委书记，田珍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是王书良，后来王调走后是赵德尊，妇委是朱琏，青委是陶鲁笳。陶希晋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让夫人朱琏辞去正太铁路医院医生职务，在西横街爱华里 1 号开设良 " 朱琏诊所 "，作为市委的地下机关，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为了不暴露党的组织，陶希晋夫妇想办法迷惑敌人。那时，虽然陶希晋的工资收入很低，但他还是西装革履，手拿文明杖，打扮得十分阔气，家里摆着麻将牌。陶希晋的妻子朱琏以医生的身份和一些有钱人家的阔太太交 " 朋友 "，请他们来打牌。有一次南京国民党来了人，说他们是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当局不信，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们是阔人，还请两名律师到警察局为陶希晋夫妇辩护，使警察局无可奈何。

陶希晋还创办了市委的刊物《正言报》和《北风》，亲自担任主编，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北风》后来因被查封，改名《北光》，共办了 20 期，陆续出版约两年。当时党领导的报纸上有各种副刊，如时事、法律、医药、青年、文艺、新文学运动等。每一个副刊有一个党员同志或进步群众联系有关方面的的人士联合进行编辑工作，这样既做了宣传工作，又进行了统战活动。这些报纸和刊物，对石家庄市和周围各县工作的开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县的小学教员有的也给报纸、刊物通信、写文章。

1936 年夏，" 一二九 " 学生爱国运动的革命浪潮正在石家庄兴起，东北军黄显声部进驻石家庄，陶希晋代表市委与部队取得联系后，革命形势更加好转和有利。为了结成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市委领导下，石家庄的抗日群众团体进行了充实和整顿。由陶希晋妻子朱琏出面组成了石门青年抗日救国会。另外，还建立了石门工人、商人抗日救国会。随后，又以正太路职工、学生为主，组织歌咏队、话剧团、跑步团等群众团体，大造抗日救国的宣传声势，全市到处是抗日救国的歌声和口号声。一时，石家庄的抗日活动非常活跃。

" 七七事变 " 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敌机经常轰炸石家庄，市委立即组成以朱琏为首的救护队，抢救遇难群众。

1937 年 7 月底，国民党军队李默庵部进驻石家庄，革命形势逆转。市委发起的各界抗日群众团体，均遭到发动军队破坏或解散。为了继续发动群众起来抗日，陶希晋等组织群众与国民党发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 月 18 日这天，市委组织各界群众借纪念 " 九一八 " 六周年之名，在升平戏院召开了公开恢复被解散的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大会。共产党员马次青掌握会场并讲话。他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继而侵略华北的野蛮行径后，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反对卖国、反对投降。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国民党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周某，指着马次青喊道 " 讲话的这个人是异党分子 " 突然，身穿西装的陶希晋走上台，夺过话筒揪住周某的脖颈，质问道：" 谁是异党？蒋委员长还让抗日，你怎么不让！" 周某的 4 个护卫兵掏出手枪，齐对准陶希晋。但他临危不惧，继续演讲。台下群众一齐呼喊抗日口号，吓得周某直擦冷汗，只好和他的护卫兵狼狈的离开会场。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在陕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会后，为了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接着，又到保定与在当地督战的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商讨坚持华北抗战协同作战等问题，周恩来、彭德怀、续范亭、南汉宸等一行从太原回保定途中，往返都在石家庄转车。陶希晋按上级通知妥然安排周恩来一行转车任务后，以正太铁路高级职员的身份，邀请中共地下党员、正太铁路局车务处长王奉瑞一同，专程赴太原陪同周恩来等一行到石家庄，并以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名义，在劝业场影院召开约 500 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派陶鲁笳组织正太铁路工人纠察队到会场进行保卫。大会由朱琏主持，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在国际上，要联合英美法苏，争取友邦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制裁措施，在国内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抗日。他形容 " 军队如鱼、人民如水 "，号召人民树立坚定信心，坚持华北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接着，同行的彭德怀讲话，他说：" 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陶希晋的妥然安排下，大会进行了 2 个多小时，圆满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

1937 年 9 月下旬，日军逼近石家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石家庄即将沦陷，陶希晋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指示，带领市委成员和正太铁路部分党员、职工一百余人西上太行山，在阳泉组织正太铁路游击队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争。并先后担任中共正太沿线特委书记、中共晋中特委书记、中共晋晋冀地委书记、中共晋东地委书记等职。

1945 年 8 月 15 日本投降后，我军在石家庄受降受阻。根据北平军调部的委派，久别石家庄近 9 年的陶希晋，佩着少将军衔与秦基伟、王昭等作为军调部石家庄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回到故地石家庄与国民党谈判接收受降有关事宜。谈判中，我方代表坚持党的 "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 的方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国民党代表做了 " 有理、有利、有节 " 的斗争，并粉碎其多次谈判的阴谋活动。由于国民党代表毫无诚意，致使谈判无结果。但通过谈判用事实为建立新中国法律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揭露了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争取和教育了群众，扩大了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提高了我党我军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地位。陶希晋作为中共代表负责人之一，表现了很高的政治、外交和组织才能，收到石家庄人民的称颂。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希晋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从 1948 年 9 月到 1959 年，他先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政法委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制局局长、参事室主任等职。他那时就主张人民的中国，实行人民的法治。他全力贯彻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治国方略，积极推进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建政工作，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及政府各部门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订工作，成为董必武实施民主建政和法制奠基工作的得力助手。有专家评论，董必武是旗手，陶希晋是主将。

之后，他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法制局局长。

1959 年，陶希晋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下放到广西，担任自治区科委副主任。在广西期间，他为人清廉仁厚，生活简单朴素，对人和蔼可亲而且肯于助人，为广西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留下了可贵的工作业绩。

1978 年 6 月，年逾古稀的陶希晋同志，度过了 18 年的下放生活，重新回到法制建设的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等职。未回复政府法制机构，法学教育和研究机构、法制宣传机构进行了不懈努力，参加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许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制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为了扫除从 1957 年其泛起的法律虚无主义的阴云，他挺身而出，向有关组织和领导人建议，要打破法律研究上的 " 禁区 "，为深受 " 左 " 倾错误处理的干部平反，他向中央有关部门和党的领导人建议，要恢复或重建被削弱、被撤销的政府法制机构、法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宣传和出版机构，恢复法学会、恢复和发展律师事业等等，为这些机构、团体和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参与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许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制订工作，并用很多的精力，挑起民法草案起草的领导重担。

1979 年他担任民法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参与领导了民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他率先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想，特别强调行政立法，倡导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从而推进了行政法制的建设，促成了行政诉讼法的出台。亲自撰写了不少法学论文和专著，主编了《中国民法学》、《中国民办债权》等著作，为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参加了新中国第二部宪法和《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政府各部门组织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

他一贯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学研究工作，对培养第二代法律工作者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些颇有建树的法律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就曾得益于他热诚而悉心地指引，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