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
互联网时代，刷短视频和看直播、打游戏成为不少人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难抵虚拟世界诱惑，沉溺直播、游戏，损害身心健康不说，跟风高额打赏，还会给家庭造成沉重经济负担。近日，晋州市马于司法所联合某村调委会，成功调解一起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纠纷，帮助家庭挽回经济损失3万余元。
“师大哥，您快帮帮我！俺家孩子偷偷给网上打赏三万多元，这可怎么办啊！”不久前，晋州市马于镇某村村民张某某满面愁容，急匆匆赶到镇司法所，他焦急万分，声音哽咽。司法所负责人师建伟立即放下手头工作，耐心安抚其情绪，细致询问事情来龙去脉。
张某某在某工厂打工，妻子在家务农，夫妇俩育有两子，收入微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张某某少不更事的9岁儿子小张，假日里偷拿家中平板电脑，在多个直播平台看直播玩游戏，不断给主播打赏、购买游戏道具，累计消费达33000元。平板支付途径默认支付宝，张某某的支付宝还设置花呗为第一支付方式，最糟心的是小张还捣鼓出了个免密支付，不用输密码，直接用花呗付账。张某某的二手苹果手机和家中平板共用一个登录账号，张某某却对儿子所作所为懵然不知。直到今年3月30日，张某某手机收到花呗还款提示，查看账单，这才发现多笔打赏支出。天降3万余元债务，得知小张闯了大祸，一家人陷入巨大焦虑，急忙与相关平台沟通讨要，无果，走投无路之下，张某某向镇司法所求助，希望挽回损失。
接案后，师建伟首先联系该村调委会调解员赵永，镇、村成立联合调解小组，明确分工，快速行动，力争最大限度为群众挽回损失。
调解小组联系苹果手机、支付宝和花呗客服，希望解决此事，均得到客气但毫无作用的“话术”回复。为了加快调解进程，调解小组精准发力，积极收集证据，扎实推进与直播、游戏平台沟通工作。调解小组联系平台客服和主播，摆事实、讲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张某某之子年仅9岁，其未经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直播打赏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符，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款项，依法应予支持。
直播打赏用户虚拟化导致平台对实操用户存在识别障碍。平台方提出，怎么证明是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信息注册账号或直接操作成年人已注册账号进行打赏充值的？张某某应承担证明实际打赏操作系儿子小张本人而非账号注册者（张某某）所为的举证责任。大部分平台均以“打赏系自愿行为”“无法核实实际操作人”为由，要求提供孩子所有打赏时段的操作视频等直接证据，拒绝全额返还打赏款项；有的刻意拖延，一时间调解陷入僵局。
（资料图，来自网络）
面对困境，调解小组并不气馁，一方面持续与平台沟通，耐心释法明理；另一方面，积极要求相关部门提供支持，进一步完善证据链条。同时，调解小组多次上门走访，耐心纾解张家人的焦虑情绪，及时告知调解进展，坚定其维权信心。
沟通协商的同时，调解小组引导张某某称，部分小微平台运营规模小，涉案金额也小，若持续扯皮，耗时费力，难达预期效果。经过多次沟通疏导，张某某表示理解，决定放弃小微平台追讨，重点追回数额较大平台的打赏款项。
调解小组再次梳理案件关键信息，明确相关辅助证据证明材料，以证明打赏者确为未成年人——张某某一家生活拮据，日常消费从无直播、游戏方面支出；家里并未安装摄像头，无法提供小张所有打赏时段的操作视频，但打赏时段张某某正在工厂工作，不会接触平板，可间接证明不是张某某所为；调解员调查还发现，张某某平时爱刷体育和烹饪类短视频，从不玩游戏，不评论，儿子小张观看的直播内容偏好游戏、搞笑类，关注和打赏的主播也是这一群体；小张的互动留言用语“包的”“瓜皮中单”“玩蛇”“毒奶”等，显著契合未成年人的兴趣和用语习惯，可依据经验推定实际打赏主体为小张本人。调解员赵永保留了张某某和小张观看短视频喜好等内容截图和录屏视频作为辅助证据。
赵永去该村委会核实相关情况，开具证明材料；赵永还协助张某某全面整理打赏记录、支付凭证、未成年人身份证明、家庭情况证明、打赏时段张某某在工厂操控机器视频、同时段平板端操作记录等关键证明资料，从每一笔打赏的时间、金额，到平板支付操作记录，都逐一核对、分类归档，确保证据完整可追溯。师建伟则同步筹备配套材料，梳理国家层面相关法律规章，重点摘录《民法典》第19、20、145、157条，2022年5月国家网信办等单位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中“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的明确规定等，确保提交给平台的材料规范齐全、有法可依，为后续沟通协商提供坚实支撑。
在充分收集完善证据基础上，调解小组决定分三步维权，层层推进、形成合力，将法治精神贯穿维权全过程。一是由调解小组协助张某某对接各涉案直播平台客服、主播，详细说明未成年人擅自打赏的事实，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结合相关法律条文和类似案例，向平台阐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以及平台在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监管中应承担的责任，明确指出未成年人擅自打赏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平台应当依法返还相应款项；二是师建伟准备好接受支付打赏的几个大平台营业执照等信息，张某某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市某区（几个平台公司注册地址）政府部门投诉，借助行政监管力量督促平台履行主体责任；三是同步准备诉讼材料，做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准备，以司法途径作为兜底保障，全方位推动纠纷化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镇村联合调解小组不懈努力，有关部门大力配合，各相关平台逐步同意调解意见，先后达成退款协议。按协议约定，网易平台率先退回打赏款5312元；4月18日，快手平台一次性退回22362.8元；数个小型平台合计退回3126元。截至4月24日，累计退回30800.8元。
拿到退款，张某某激动不已，特意来到马于司法所、某村村委会送上锦旗，盛赞调解员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
该案调解成功，对未成年人网络打赏类新型纠纷有鲜明指导意义：其一，明确了此类纠纷的法治解决路径，彰显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治精神，清晰告知监护人，面对未成年人擅自打赏行为，可依据《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通过调解、投诉、诉讼等多种途径依法维权；其二，警示网络平台需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完善身份验证、消费限制、异常交易拦截等监管措施，切实规范自身运营，杜绝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其三，引导家长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监管和法治教育，妥善保管支付密码、定期核查交易记录，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上网、树立正确消费观，从源头防范此类纠纷发生，推动形成“家庭监护、平台负责、社会监督、司法保障”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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