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工地上的临时夫妻(第九章:到石家庄的火车 )

            第九章   到石家庄的火车

王桂英在汽车站买了去兰州的票。中巴车很旧，座位上的布套磨得破了，露出里面黄不拉几的海绵。她把蛇皮袋塞进座位底下，靠着窗户坐下来。

车里坐满了人，大多是去兰州打工的。男人们穿着旧衣服，有的还在抽烟，呛得人直咳嗽。女人们有的带着孩子，叽叽喳喳地说话。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坐在桂英前面，婴儿在哭，女人怎么哄都哄不好，最后自己也哭了。

桂英看着那个女人，想起了自己当年抱着张婷坐车去县医院打预防针的情景。那时候德厚还在家，她坐车不怕，因为德厚会抱着孩子，会买票，会跟人说话。她那时还不识字，连车票上的字都不认识，全靠德厚带着。

现在她一个人了。她得一个人买票，一个人找车，一个人倒车，一个人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想到这里，她的手心有点出汗，心跳也快了一些。

她把手伸进贴身的口袋里，摸到那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钱——王嫂子说，到工地上干活，头一个月得自己垫生活费，第二个月才开始发工资。她带了五百块钱，这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加上德厚上次寄回来的一千块中的一部分。

她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开机——她昨晚关机了，怕路上没电。屏幕亮了，她翻了翻通讯录，找到王嫂子的号码，发了条短信：“嫂子，我上车了。”

过了几分钟，王嫂子回了过来：“好，你到了石家庄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桂英把手机揣回兜里，看着窗外。

中巴车发动了，突突突地响，车窗玻璃被震得哗哗的。车子慢慢驶出县城，驶上了一条柏油路。路两边的树飞快地向后倒退，那些黄色的山、灰色的村庄、干涸的河沟，都在倒退。

桂英靠着窗户，闭上了眼睛。

她不是困，她是不想看。

从小县城到兰州，中巴车开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兰州，桂英扛着蛇皮袋，在火车站里转了好大一圈才找到售票处。她不会用自动售票机，只能排队。队伍很长，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蛇。她排在最后面，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轮到她的时候，她把写着“石家庄”的纸条从窗口递了进去。

“硬座，一张。”她说。

售票员看了她一眼，大概看出了她的口音和穿着，没多问，打了一张票递出来。桂英看了看票上的字，她不认识，但她知道是去哪里就行了。

从兰州到石家庄的火车是K字头的，绿皮车，要开三十多个小时。

桂英扛着蛇皮袋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是一个三人座，靠窗的位子。她把蛇皮袋塞进座位底下，坐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车厢里人很多，过道上都是人——站票的、补票的、带着大包小包的、抱着孩子的。空气混浊，混杂着泡面的味道、汗味、烟味、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臭味。有人在打牌，有人在嗑瓜子，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睡觉。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桂英对面，打着赤膊，肚皮上的肉耷拉着，呼噜声比火车轮子还响。

桂英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把窗户拉开一条缝。外面的风吹进来，带着黄土高原上的尘土味，干燥的，粗粝的，像一把沙子打在脸上。

火车开了。

窗外的风景开始变化。先是兰州市区的楼房，一幢一幢地从眼前掠过，然后是大片的黄土山，光秃秃的，寸草不生。再然后，过了天水，山开始变绿了，但绿得不大真实，像是谁用绿油漆在黄土上刷了一层。再然后，过了宝鸡，进入陕西，平原开始铺展开来，一望无际的，让人心里也跟着敞亮了一些。

但桂英没有心思看风景。她坐在那里，靠着窗户，看着那些飞速倒退的电线杆，一根一根，数也数不清，像她这大半辈子过的日子，一根一根地数过去，数到一半就不想数了。

她把女儿的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那是张婷上初中时拍的，穿着一件红衣服，站在学校门口的杨树下，笑得很开心，一口白牙露在外面，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桂英看着照片，嘴角不自觉地往上弯了一下。

她想，等婷子上大学了，毕业了，找到工作了，她就不用再出来了。她就可以在家养几只羊，种几亩地，带带孙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她想，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火车在黑暗中穿行，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隧道里很黑，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火车轮子撞击铁轨的声音，轰隆轰隆的，像闷雷。每次进入隧道，桂英就会闭上眼睛；每次驶出隧道，她就会睁开眼睛，看看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对面那个打赤膊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从包里掏出一袋花生米，打开，放在桌上，又掏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咕咚喝了一口，然后看着桂英：“大姐，吃花生米。”

桂英摇了摇头：“谢谢，我不吃。”

“出门在外，别客气。”男人把花生米袋子往桂英那边推了推。

桂英还是没吃。她靠在窗户上，又闭上了眼睛。

她不是不想吃，她是不敢吃。她怕吃了东西就要喝水，喝了水就要上厕所。厕所里脏得要命，她不愿意去，而且她怕自己一离开座位，座位就被人占了。她见过太多这样的了——人一走，座位就是别人的了。

所以她忍着，不吃不喝，像一棵种在座位上的树，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坐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傍晚，火车终于到了石家庄站。

桂英扛着蛇皮袋从出站口出来的时候，腿已经肿了，膝盖弯不下去，走路一瘸一拐的。她站在广场上，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一时不知道往哪儿走。

天还没有完全黑透，但广场上的灯已经亮起来了，一盏一盏的，亮得有些刺眼。到处都是人，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举着牌子的、喊着“住宿住宿”“打车打车”的。广场对面是高高的楼房，一幢接着一幢，看不见头。远处有汽车喇叭声，有公交车的报站声，有人声，嘈杂得像个大集市。

桂英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里，太小了，太不起眼了，谁也看不见她。

她把手机掏出来，给王嫂子打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王嫂子的声音很大，透着兴奋：“桂英！你到了？”

“到了，嫂子。”

“在哪个出口？”

“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大广场上。”

“你看见那个大钟没有？火车站顶上那个大钟？”

桂英抬起头，四处看了看，看见了那个大钟。很大，很亮，指针黑乎乎的，看不清几点了。

“看见了。”

“你在那儿等着，我这就过来！”

桂英挂了电话，把蛇皮袋放在脚边，站在广场上等。

夜风从远处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一股煤烟的味道。她裹了裹身上的外套——这件外套是出门前特意带的，里面絮了一层薄薄的棉花，是她在家里自己絮的——把蛇皮袋往脚边拢了拢，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村口那棵老槐树。

              （未完待续）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