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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石家庄车辆段的日子
王庆刚
不同时期的石家庄车辆段大门。
1975年从石家庄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分配到石家庄铁路分局后，我就被直接分到了石家庄车辆段（当时分局还有一个当年4月份刚从太原铁路局划过来的阳泉车辆段，但是我们那一届没有向阳泉段分配的任务）。
石家庄车辆段具有悠久的历史，她从1904年（光绪三十年）正太铁路机务浇油房，到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的检车区、检车分段，1939年的检车段到1951年易名为车辆段，再到我们被分配到该段。
石家庄车辆段历经演变，特别是解放后（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随着国民经济和铁路事业的飞速发展，我们入段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客货混合段了。
当时有十几个车间、十几个股室、1900多名职工，管辖近千公里（主要是京广线从松林店到安阳北、石德线从大郭村到八里庄区间）的检车任务和几列客车检修（客车段修一度委托北京车辆段代做）的任务。
全段以货车为主、客车只有一个库检车间（包括客列检、车电组和库检几个班组）。
十分幸运的是，我们司机学校分到石家庄车辆段的10个人中，只有我和李湛奇同学被分到了车电组，即使两个班的81人（包括为呼和浩特铁路局代培的21人）中，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分到了客车（我们都没有铁路背景，可能是学校推荐了）。我非常满意并决心努力工作、争取当一个好工人。
库检车间车电组是一个很好的班组，它所从事的工作是车辆电器的定检，包括电灯、电扇、发电机、蓄电池和KP—2A控制箱的定期检修。我们班组共有十来个人，老师傅居多，年轻人除了马贵宝、王新民之外，就是我们两个同学了。
我和湛奇同住一个单身宿舍，也都非常珍惜这一份难得的工作，两个人形影不离、每天一块早来晚走，对照实物、模板学习电器原理和维修。每逢到库检线的列车上装卸电扇和蓄电池等出力气的活儿，都是抢在前头、尽量多干。并且争先恐后地为班组打开水、搞卫生，除了跟着固定师傅学习外（我的师傅是郭临官和郜素荫），对其他师傅也都十分尊重，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由于我们两个人谦虚好学、不怕吃苦、积极肯干，深得师傅们的喜欢。我比湛奇同学大几岁，师傅们还热情的为我介绍过对象呢，班组里充满了团结和谐的气氛，我在这里度过了令人留恋的半年多时光。由此我想起了拿破仑的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深不以为然。因为当时我的深切感悟是:“不想当好士兵的士兵也不是好士兵”，发自内心的讲，当时我心无旁骛、志愿在那里好好地做一个工人。
但那是一个风起云涌、变化多端的时代，即便是作为铁路的一个基层单位，也不脱离不了那个大背景:当时，政治似乎比运输生产还重要，适应上级的要求，段上政治处成立了工人理论组，在全段抽调了七八个生产一线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抽到了我。
这个理论组，每周脱产学习一天政治理论，不管工作多忙，都雷打不动。就这样我参加了几个月的学习、难以全副身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生产活动了。
其间，还有段团委安排业余时间写黑板报，段工会临时抽调写通讯报道，有一次一下子就抽去脱产一个月、并且是离开车辆段到分局俱乐部去写。
我参与写作的老工人陈立元、冀增吉“加强锻炼强体质，恢复健康做工作”的稿子，陆续在《新体育》杂志上发表；和记者刘晓洲合写的“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推动运输生产”的稿子被《体育报》刋登、中央广播电台播出。那段时间，石家庄车辆段群众性体育工作“因地制宜，体育活动多样化；因陋就简，体育器材自制化；见缝插针，群体锻炼经常化”的基本经验广为传播。
段政治处组织的工人理论组不只是几个人自学，还要将学习体会向干部职工宣讲。但其内容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变化——1976年上半年（1975年11月下旬开始，1976年初全面展开）还在大张旗鼓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下半年就举办展览、批判“四人帮”了。翻来覆去、人心不定，作为铁路运输一线的基层单位也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
面对段上各个部门的抽调，班组尽管不满意，但是也无能为力。老工长宋振芳私下对我说，你别给他们好好写，今后就不会抽你了。
可是，作为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工人，我怎么能够以消极态度对待领导部门的信任呢？况且，除了对政治形势的多变自己弄不清楚、有些看法之外，工团的任务都是在宣传推动段上的工作呀，所以只有按照领导部门的要求认真去做。
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变化又出现了——1975年的下半年，为了贯彻中央九号文件（即1975年3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旨在解决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阻塞问题，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段上和车间按照上级要求层层抓落实。
这一次的力度更大:不再是段上某个部门短时间抽调了，而是由我们库检车间直接抽调驻勤（即全脱产去从事某项工作），作为车间主任书记的“小秘书”，参加整顿铁路治安秩序。
全国整顿是解决运输不畅通，而我们车间整顿的目标，就是组织职工学习上级文件，查找自身存在的对旅客吃、拿、卡、要和利用工作之便捎、买、带等问题。
我陪同车间干部参加每一个班组的活动，有职工的自我批评，也有背靠背的互相揭发，还要向段上及时汇报整顿情况。
通过一个阶段的揭露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认真落实，车间的环境有了明显改进、开始形成了全力以赴抓工作的风气。
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车间撰写月度计划和总结，以保证车间工作正常开展。就这样我在车间待了四个多月，班组也盼望着我回去。这一次本来想着安下心来学技术，扎实做本职工作了。
但是一个多月后，又接到了段人劳室（即人事、劳动和教育室）的通知，要求我参加铁道部在兰州铁道学院举办的“全国客车车电学习班”。我揣测:这可能是车间为了提高我的专业技能而推荐的，也是为了防止段上部门随意抽调的一个“对策”，这也符合我深入学技术、做个好工人的愿望。
作者在兰州铁道学院留影。
于是，从1976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我带着领导的信任，到兰州铁道学院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专业学习。
这是我从技校毕业之后，参加的一个高层次业务学习班，五六十名学员都是来自全国车辆段的车电检修职工。学习的内容是发电机、蓄电池和KP—2A控制箱，授课老师既有学院的专业教师，也有现场实践经验丰富的师傅；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管理严格，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
对于我这样一个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缺乏实践经历的人来说，还是比较空洞，需要的是尽快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段上为我们青年人成长着实下了功夫。不要说李湛奇同学只在班组待了八个月就被提干、当段团委干事了，段和车间领导对我也是格外重视。
在我从兰铁院学习回来的次月，就被安排去了石秦二组（即石家庄至秦皇岛的第二包乘组）做车电员了。石秦二组是名声在外的先进班组，在送我到乘务组工作（当时全车间只有四五趟列车、石秦组最好），车间主任武贵生不仅给我配了车电师傅刘文博和检车师傅杨永春，还专门叮嘱我:好好体验和总结石秦二组的经验，使我倍受鼓舞。
我在石秦二组干了半年的乘务工作，学到不少宝贵经验。上车时因为情况不熟悉，师傅们就带着我手把手地教。
这趟列车从石家庄出发，途经保定、北京、天津、唐山，终点站是秦皇岛。头一天去，在那里停一夜，第二天返程（单程550多公里）。我们值乘的三个乘务员，除了始发和终点站要下车检查外，还要在保定、北京、天津和唐山中途检查，并在保京、京津和津唐之间轮休。
与同事在山海关留影，左起张文山、刘文博、赵留歧、王庆刚。
一次在秦皇岛站燃油炉突然熄火了，如果不能供暖就会冻裂暖气管、造成甩车。于是跑了一天车的师傅们，不顾劳累、立马全体动手维修，拆下零件找原因、反复试验解难题，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修好了。
大冬天里师傅们都满头大汗，脸上挂着道道油渍，连我这个打下手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师傅们的敬业精神、叫真态度和不辞辛劳的行为，为我做出了榜样。
我们这趟列车往返都要经过唐山车站，当时唐山“7·28”大地震发生时间不久，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悲伤之余还有些许恐惧。但是仍然要坚持作业标准，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那一年的春节这趟列车正赶上在秦皇岛停运，我们也在那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车班（包括列车员、检车员和乘警）一起在火车上包饺子、吃年夜饭，同唱革命歌曲。列车长还积极联系，带领我们参观了当年林彪住过的别墅。这一个特殊春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春节后不久，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列车质量年检:即对运用列车全面检修，接受铁路局专家的检查，并在全局公布评比结果。
为此我们白天跑车、晚上检修，在不停止运营前提下竭尽全力提高列车质量。连续十几天里，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凌晨一、两点钟，最后一天干了个通宵，终于在路局检查评比中获得了较好成绩。
由此，我深感乘务员任务的艰巨（负责全列车的运行安全）和工作的辛苦。工作之外，我还要在石家庄和邯郸的家之间跑通勤，即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每天至少乘车165公里（石邯之间的距离），天天坐火车、风雨奔波，又增加了一份困难。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77年4月份我被抽调到段上“工业学大庆办公室”驻勤。
从石家庄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后，本来我满腔热情的想当一个好工人，但却只在现场干了十来个月。终因工作需要，在党和领导的关怀培养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所钟爱的修车岗位。
王庆刚，笔名雪松。
曾任铁路分局宣传部长、铁路车辆段（阳辆）、中技、中专学校党委书记。
热爱文学、追逐前行，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勤于笔耕，已有《煦风拂柳》和《拾贝聚沙集》等多部作品出版，另有众多作品散见于国内纸媒、微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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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王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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