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历史文化论丛

郝良真孙继民著

前言

《邯郸历史文化论丛》这部著作，是邯郸市博物馆继《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之后，组织的又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出版的第二部学术著作。在本书出版之际，恰逢邯郸市博物馆建馆20周年，明年又是邯郸建城3050年，还是邯郸解放60周年，我们谨以此书表示纪念！

邯郸自殷商后期兴起以来，在人类社会的风云多变中，已经走过了3000多年的曲折历程。早在8000年前的远古时期，邯郸先人在洺河沿岸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磁山文化”；殷商后期又是重要的“畿内地”；春秋时期发展为黄河北岸的工商业城市；战国时期是“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是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秦代为邯郸郡治所；西汉时期不仅是赵国的国都，也是著名的“五都”之一，是位居全国第三的经济中心城市；东汉以后，邯郸逐渐走向衰落，被新兴而起的邺城所取代，邺城是曹魏政权的中心，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堪称“六朝故都”；到隋唐后期大名城又取代了邺城的地位，是唐代后期割据藩镇魏博镇的统治中心，五代后唐的东京；后晋、后汉的旧都及北宋的北京，也是金朝所立伪齐刘豫政权的都城，还是金元时期的大名路、明清时期的大名府和民国初期大名道的治所。到20世纪初，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邯郸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终于才摆脱了自东汉后期以来走向衰败与停滞的阴影，开始跨入了近代社会文明的门坎，进而又取代了大名发展成为冀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度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现代的邯郸，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跻身我国特大城市之列，成为晋冀鲁豫接壤区域中规模最大的城市，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复兴。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邯郸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停滞、再度兴起的历史过程，它不仅有着战国秦汉时期几百年堪称自豪的繁荣时代，也有着东汉以后凋敝不堪和满目萧条的痛苦，而且还有着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推动下，伴随着京汉铁路的汽笛而奔向再度兴起的历程。可见，由邯郸而邺城，由邺城而大名，由大名而邯郸，历史上冀南地区的中心城市经历了一个环形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冀南历史文化圈。古城邯郸，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永远值得我们引以自豪。

对邯郸历史的研究，首推侯仁之先生1974年所撰写的《邯郸城址的演变与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文。(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在此后的整整30年间，一批致力于邯郸地方史研究的学者，以报效家乡的赤子之心，倾其心智，笔耕不辍，矗立起一座座邯郸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朽丰碑。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邯郸各县（区）《地名志》编制的完成和各县志编写的启动，极大地丰富了邯郸历史研究的资料。到20世纪90年代初，《邯郸简史》、（2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邯郸近代城市史》、(3测绘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邯郸历史与考古》（4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等专史著作先后问世，成为系统研究邯郸历史的开山之作，第一次明确划分了邯郸历史的发展阶段，基本上确立了邯郸城市发展史的理论体系。此后，又相继出版了《邯郸市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邯郸》《邯郸历史人物传》《邯郸成语典故集》《邯郸历史大事编年》《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邯郸考古文集》等专著，同时，还先后发表了一大批专题学术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成就都标志着邯郸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是自1975年以来在邯郸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出现的可喜变化。

但是，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受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等条件的限制，以往的研究仍有诸多方面不足，而且在战国赵邯郸故城的文化面貌、城址发展轨迹以及历代经济与民间文化等研究方面还间有空白。所以，仍有不少方面需要改进和提高，例如古代文化的通俗宣传多于深入的研究，以通俗宣传代替学术研究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在学术研究中，浮泛的空论多于实际的研究，缺乏对邯郸历史重大问题的详尽考证；研究的资料有限且课题陈旧，缺乏对新课题的开拓和对新资料的挖掘，在一些熟知或已知的材料上转圈圈；难以避免研究课题的重复现象，因此也就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总之，邯郸历史文化的研究仍然需要在挖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上做文章；需要沉下心来从细小的材料入手，哪怕是考证一个地名，研究一件文物，去认认真真地思考，在广度、细度、深度上狠下功夫；需要多出有学术研究深度、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一句话，尚需广大同仁鼎力。

邯郸文化属于地方文化的范畴，其文化系统自然包括古代文化和近、现代文化部分。如果说未来的文化发展是以现代文化为基础的，那么现代文化则是以古代文化为基础的，是古代文化的发展和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文化的历史和现代文化的现状以及未来文化的趋向是一个互相连接而不可分割的链条。本书的研究范围，即是围绕邯郸古代、近代的历史文化以及古城文脉的传承等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展开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我们的研究中，着力于对邯郸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宏观述论，对邯郸历史的史实予以钩沉，对邯郸重要的文物遗存及相关问题加以考释，对邯郸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以及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走向等重要问题也展开探讨。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还体现了我们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实地考察收获，不乏使用了更多的新材料，反映了研究的最新成果，力求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我们出版这本书，希望达到推动邯郸历史文化研究深入的目的，这对弘扬邯郸的灿烂文化，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早在25年前，我和孙继民先生还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因为都是邯郸人，感到历史上的邯郸曾是数百年的赵国都城，但除了候仁之先生1974年所著《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市城建局铅印本）之外，再没有见到研究邯郸历史的论作。因此，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心愿，利用武汉大学藏书丰富的优越条件，注意搜集邯郸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着重研究一些邯郸历史方面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写一部邯郸通史。毕业以后我回到了家乡，分配到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孙继民又读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儒先生的隋唐史研究生。1984年我调入市委党校任教后不久，便去武汉大学历史系进修，这时孙继民给唐长儒先生作助手，他在研究隋唐史的同时又兼习赵国及邯郸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就有更多的时间探讨邯郸历史问题，在学术上孙继民给了我很多帮助，从中我也学到了很好的研究方法。以后又合作出版了《邯郸简史》、《邯郸近代城市史》专著和许多专题研究论文，实现了我们最初的心愿。这本书就是我们多年研究的成果，也包涵着我们报效家乡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不仅得到了邯郸文化、文物界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博物馆同仁的热情帮助；我国知名学者、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吴荣曾先生拨冗为本书作序，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中国文史出版社梁志安先生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付梓。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一切关心、支持、帮助我们的所有领导、朋友、同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限于我们的学识与水平，书中难免出现纰漏，敬请大家不吝赐教。

作者                            2004年3月18日

第一编邯郸历史文化述论

关于邯郸历史的分期问题

邯郸自殷商后期（前11世纪）兴起以来的3000多年历史如何分期？这是研究邯郸历史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在《邯郸简史》一书中，（①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本。）曾将这3000多年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时期：自殷商后期（前11世纪）至1906年为邯郸的古代时期，其间经历了大约2950年；自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至1949年的40余年，为邯郸的近代时期；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为邯郸的现代时期。而且在这三大时期中，又将邯郸的历史分为若干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那么，这样的断代与划分是否科学准确？是否符合邯郸历史发展的实际？在此，就这一问题(邯郸现代时期发展阶段的划分另文探讨)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邯郸历史研究的地理范围

   研究地方史，必须首先确定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一般来说，地方志的研究、编纂都要以现实的行政区域作为工作和研究的地理范围，这是编纂地方志所要遵循的原则。但研究邯郸的历史，却不完全适于遵循这一原则。这是由于邯郸历史发展的自身固有特点所决定的。要把研究邯郸城市史与邯郸行政区域史区分开来，既不能以邯郸城市史代替邯郸行政区域史的研究，也不能以邯郸行政区域史代替邯郸城市史的研究。目前，在邯郸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将邯郸城市史与邯郸行政区域史（甚至囊括了超越邯郸行政区域而更广范围的地域）相混淆的现象，这是需要在邯郸历史研究中加以区别与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邯郸基本上是以邯郸城市或者以邯郸城为治所的邯郸县地理范围。当然，在春秋时期以前和东汉时期以后，这个地理范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曾经出现过某些重要变化。殷商后期虽然出现了邯郸地名，也可以说这标志着早期邯郸城的兴起。（①见《史记》卷3《殷本纪》称殷纣王时有“益广沙丘苑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释：“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我们在《邯郸简史》中，提出了把邯郸城兴起的时间定在殷商后期的观点。）但这时的邯郸仅是一个较大的聚落或城邑，还不能理解为是一个区域名，其地理范围有多大并不清楚。就是西周时期的邯郸、春秋时期的邯郸其地理范围有多大，因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也不甚清楚。东汉以后的邯郸县，其政区与隶属关系也经常发生变化，比如隋开皇十年（590）邯郸县曾一度改称临洺县，临洺县又改称邯郸县等。但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这就是邯郸作为一个封建城市，无论它作为战国时期的赵国都城、秦邯郸郡的治所、汉代赵国的都城，还是东汉以后的邯郸县城，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历史上所设置的邯郸县（无论其隶属关系如何变化），其所辖的大致地理范围并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而现在(1949年10月以来)邯郸的行政区划却具有了特殊性，并发生了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动与调整。目前，冠以邯郸一名的行政区域共有2级3个，即邯郸地区（地区行政公署是省政府派出机构，所辖地区严格地说不是一级政区，这里暂且称为政区）、邯郸市（一度隶属邯郸地区管辖）、邯郸县（1983年以前隶属邯郸地区管辖）。邯郸地区、邯郸市属同级政区，邯郸县隶属于邯郸市。邯郸地区辖有邯郸市域之外的涉县（明代曾属山西潞安府，清、民国时期曾属河南省管辖）、永年、磁县、肥乡等13县，就其现行区域而言，实与邯郸无涉，只是专署驻治邯郸。邯郸市下辖一市、一县、四区，分别是：武安市（1986年以前隶属邯郸地区管辖）、邯郸县、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历史上长期隶属于滏阳县、磁州、磁县，1955年曾置峰峰市）。现在邯郸市的区划是解放后随着以邯郸为中心的经济开发而逐渐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初,邢台市曾一度并入邯郸市）。而历史上的武安（民国时期曾属河南省管辖）是邯郸的西部邻县，峰峰矿区也是位于邯郸南部和西南部的邻县，都是与邯郸县平行并立的古县，都有独自发展的历史特点，虽与古、近代邯郸的历史发展相联系，但并未直接纳入邯郸县的地理范围。因此，无法以跨有古磁县（只有一部分）、武安、邯郸三县之地的今邯郸市的行政区划作为研究古代邯郸的地理范围。现在的邯郸县虽然在幅员上包括了古、近代邯郸的基本地理范围，但却失去了古、近代邯郸的核心——今邯郸市区部分（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因此也同样不能作为研究古、近代邯郸的地理范围。

如果以现在的邯郸行政区域为地理范围去写邯郸的历史，它不仅杂乱无章，而且将失之偏颇。我们知道，现在的邯郸行政区域，在历史上是由数个不同的行政区域组成并是不断变化的。就是这数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也是由与邯郸县平行并立的数个县所组成的。就现在的邯郸行政区域而言，它辖有古代邺城和大名城的大部分地域，而历史上的邺城和大名城从来就不是邯郸的辖域，且这两地的文化也分属不同的区系，文化内涵虽有联系，但也各不相同，并有各自的特点。如果从宏观上、从邯郸行政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综合考察邯郸的城市历史，将本区域的历史文化作为研究邯郸历史的背景资料是可以的，如果把本区域的所有历史文化作为邯郸的历史文化去对待，或者将其写进邯郸的历史文化中是不可以的。目前在邯郸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偏颇与混乱其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古代邯郸的历史不能包括现在邯郸行政区域的地理范围。再者，也不能以古、近代邯郸的所辖区域去写邯郸的历史。比如战国时期，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曾管辖代、云中、雁门等郡（包括今河北张家口、山西、陕西、内蒙部分地区）；汉代的邯郸，在西汉初期也曾管辖过上述地域，以后疆域缩小很多，但也管辖常山（今正定一带）、巨鹿（今属邢台）等郡，象这样的行政区划的变化还很多，难道可以将这些地区的历史写进邯郸历史中吗？当然不能。作为赵国史研究，囊括这些地区的历史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将邯郸历史的研究锁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邯郸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如何解决古代邯郸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同现代邯郸行政区域不一致的矛盾，这也是研究古代、近代邯郸历史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能大致符合古、近代邯郸发展的历史实际，就需要摆脱现代邯郸行政区划的束缚。因此，将邯郸历史研究对象的区域范围，划定为古、今邯郸县加今邯郸市区（不包括峰峰矿区）的地理范围，即大致类同历史上的邯郸县所辖区域，是比较科学与符合实际的。基于以上邯郸历史地理范围的界定，凡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在邯郸县境内留存的文物遗迹，发生的政治事件，军事战争和经济、文化活动以及人物等，都应属于古、近代邯郸历史研究的范畴，都应是邯郸历史研究的对象。

（连载之一）

作者介绍：

郝良真，1954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县。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邯郸市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还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河北省博物馆学会副会长、邯郸学院特聘教授等职。曾撰著《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邯郸历史文化论丛》《邯郸城市简史》《邯郸近代城市史》《磁州窑古瓷》《近代磁州窑》等专著10余部。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文物》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荣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国画欣赏：《初绿东风又一年》136cm×68cm

作者介绍

张宝涛(字玉寿)，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育部历届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展智库专家评委。现为河北美院特聘教授，河北省美术教育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