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归国华侨在家人搀扶下走进法庭，被告席上空无一人，区政府轻描淡写解释“忘了”，冰冷的法律程序与滚烫的民权益碰撞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幕荒诞剧。
2026年1月28日上午，石家庄中院第二十五审判庭，一场本应是“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即将开庭。88岁的印尼归国华侨张向新和77岁的妻子李玉珍在家人的搀扶下，提前来到原告席就位。而对面被告席——石家庄栾城区政府的席位，却空空如也。
法官当庭宣布：“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场没有被告的庭审在荒诞中拉开帷幕。
01 荒诞一幕
一场精心准备的“独角戏”，成为当代中国“民告官”困境的缩影。那一天，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颤巍巍地出现在法庭上。
他们是这场诉讼的主角，却面临着没有对手的尴尬局面。两位老人知道，这次庭审可能决定他们能否得到公平的赔偿。
法官也感到困惑，拨打区政府预留的电话询问情况。电话那头的回复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说忘了，没过来”。
法院庭审笔录显示，栾城区政府委托了两名诉讼代理人：一位是栾城区娄底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苏健民，另一位是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牛磊。然而，两人均未出庭。
空荡荡的被告席像一张咧开嘲讽的大嘴，无声地诉说着权力对法律的漠视。
02 漫长维权
时间回溯到1992年，张向新和妻子李玉珍作为归国华侨回乡投亲，经村委会同意获得一块宅基地并建房安家。这套房子成为他们落叶归根的寄托。
2023年9月11日，因征地需要，栾城区政府强制拆除了他们的房屋。两位老人无法接受家园被毁，毅然走上了维权之路。
2025年3月31日，河北省高院终审判决确认：栾城区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必须赔偿。这场法律胜利来之不易。
然而，同年8月22日，区政府作出的赔偿决定仅为38万余元。两位老人认为，这个数额远不能弥补他们房屋的实际价值和其他损失。
从房屋被拆到获得违法判决，再到赔偿争议，这场拉锯战持续了两年多。如今，面对区政府的缺席，他们的维权之路更加漫长。
03 法律义务
被告“忘记”出庭，看似简单，实则是对司法程序的严重违背。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对于“告官不见官”的难题，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不能出庭的，必须委托相应工作人员。
2020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参加诉讼。
北京律师葛树春指出，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且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法院应当向监察机关和被诉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栾城区政府的行为，不仅是对两位老人权益的漠视，更是对法律制度的公然挑战。
04 侨房之痛
两位归侨老人的遭遇并非孤例，侨房权益保护在中国有着曲折的历史。1990年，厦门中院曾审理一起标志性侨房案件。
当时，归国华侨陈子英的房产被征用，他起诉厦门市土地管理局。案件发生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后实施之前，是早期“民告官”的典型案例。
最终，厦门中院判决撤销土地管理局的征用决定，归还业主全幢房产。此案被视为“开启厦门‘民告官’法治时代”的重要判决。
历史似乎在重演，但结果截然不同。从1990年厦门侨房的归还，到2026年石家庄侨房的强拆，三十多年间，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某些地方，权力对法律的尊重却出现倒退。
05 应对之道
面对侨房拆迁纠纷，不同地区的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2024年，江苏省盐城市中院公布了一起涉侨强拆案例。
在该案中，日本华侨施某艳等人的房屋被镇政府强拆。与石家庄案例不同的是，法院主动邀请盐城市侨联全程参与协调。
通过多次组织各方协调，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施某艳等三人均撤回了起诉。法院将此案作为“实质性化解涉侨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
同样在2025年，浙江文成县法院成功化解了一起长达14年的涉侨群体纠纷。法官邀请涉侨联络站的代表委员、涉侨调解员、知名侨领共同参与调解。
一位海外侨胞的话令人深思：“我们要的不是钱，而是公平和对家乡的安心。”这种“解法结”到“解心结”的思路，与石家庄区政府的“缺席”形成鲜明对比。
06 权力傲慢
栾城区政府“忘记”出庭事件，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的“权大于法”思维惯性。“忘记了”三个字轻飘飘地抹去了对法庭的尊重、对法律的敬畏、对两位白发苍苍原告的基本礼节。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案件中的强拆行为已经被法院终审判决确认违法。按理说，区政府应当在败诉后更加谨慎地处理赔偿事宜，积极出庭解决问题。
从违法强拆到赔偿不足，再到庭审缺席，这一系列行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权力傲慢链条。当政府可以“忘记”出庭时，普通民众如何相信法律能够保护他们的权益？
一些评论尖锐指出：“懒政干部该‘下课’了。”法治社会，政府当被告不丢人。丢人的是，被告了还摆架子，被告了还敷衍。
空荡荡的被告席前，张向新夫妇仍在等待正义的最终降临。他们的律师要求法院对被告缺席行为给予相应惩戒，这场没有对抗的“独角戏”庭审持续约一小时后结束。
当权力“忘记”责任时，石家庄中院那空置的被告席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明与暗。而两位白发归侨的坚持，则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最质朴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