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中，隐蔽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无数老前辈并没有留下自己让世人看见的足迹，却从来都以信仰为灯、以忠诚为盾，潜伏于敌人心脏、奔走于险象环生的历史节点，用智慧与牺牲为革命胜利筑牢根基。
马次青老前辈（又名马庆昌，部分史料中其事迹与相关革命工作者有交叉记载，结合党史资料及最新征集文物史料确认）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辗转石家庄、北平、大连等地，以职员、秘书、情报负责人等多重隐蔽身份为掩护，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关键阶段，深耕隐蔽战线，涉足统战联络、情报收集、人员转移、物资转运等多项核心工作，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中更为隐秘的“海外”情报与交通的开拓者和布局者之一。
老前辈是灵寿县人，出生于清末民初，少年时代恰逢国家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动荡岁月，殖民者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在他心中埋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家乡石门（石家庄旧称）地处华北腹地，毗邻交通要道，是各方势力交织之地，少年时期的他，亲眼目睹底层民众饱受压迫、流离失所的苦难，目睹世间乱象，自幼便滋生了“救亡图存、为民请命”的朴素信念。
步入青年时代，在河北二师（保定师范）求学的马次青恰逢五四运动后进步思想广泛传播的浪潮，各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让一个有志青年看见了自己的方向。他主动搜寻进步书籍、接触革命志士，深入学习先进思想，逐步认识到“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依靠中国共产党，才能推翻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革命信念愈发坚定，投身革命的决心愈发强烈。
保定师范（亦称直隶二师，现名河北二师）旧址
他离开家乡，辗转于平津等地，一边谋生、一边寻找进步力量，暗中参与各类爱国救亡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反动势力的残暴镇压，也见证了革命志士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多年的摸索与磨砺，青年马次青成熟了起来，他熟悉各地风土人情、善于与人周旋的特质，被中共组织发现并关注。在组织的培养与引导下，1932年，他加入了中共。开始接触和学习隐蔽战线工作，从协助传递消息、联络进步人士等基础工作做起，慢慢掌握了隐蔽工作的技巧与准则，开启了他长达一生的隐蔽战线生涯。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华北，石家庄作为正太铁路、平汉铁路的交通枢纽，成为国民党势力、地方豪强、日本间谍多方交织的“三管三不管”特殊地区，既是敌人严密控制的要点，也是开展隐蔽工作的特殊阵地。事实上，马次青在石家庄的隐蔽工作早在1932年就已开启，当年9月25日，在国民党改组派正太铁路局局长王懋功的委派下，他与陶希晋（与老前辈同期入党，新中国法制建设先驱，著名书法家）一同恢复了正太铁路工会，表面上是为工人谋福利、协调劳资关系，实则是按照组织指示，以工会工作为依托，暗中联络铁路工人中的进步力量，为后续抗日工作埋下伏笔。七七事变前夕，马次青进一步接受党组织明确指示，以正太铁路局正式职员的公开身份常态化潜伏，重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中共组织连接各界爱国力量的隐蔽纽带。
1936年12月29日，马次青受石门各界民众委托，正式率领石门各界慰绥代表团，携带各界捐赠的锦旗、慰劳品和捐款，秘密从石家庄出发，经太原、大同前往归绥，慰问傅作义将军率领的抗日部队。此次出行，他肩负着公开慰问和秘密联络的双重使命：公开层面，代表后方民众向抗日将士表达敬意和支持；秘密层面，负责联络山西、绥远等地的进步力量和地下党组织，传递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进展情况，协调各方抗日力量的配合，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覆盖面。
1937年9月底，日本侵略军沿平汉铁路南侵，石家庄局势日益危急，敌人的搜捕日益严密，国民党特务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大肆抓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面临被全面破坏的风险，隐蔽战线的工作进入最艰难、最危险的阶段。马次青临危不乱，主动向直中特委、石家庄市委请命，按照组织的统一部署，全面负责秘密组织共产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人士转移的工作，全力守护革命力量的火种。
日军占领时期的石家庄火车站
他充分利用自己在正太铁路局工作多年的身份便利和人脉资源，全面掌握铁路运输线路、列车时刻表以及敌人在各车站、关卡的检查规律，结合当时的局势，制定了周密、安全的转移方案：将需要转移的人员按照身份、年龄、目的地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安排1-2名可靠的联络员带队，乔装成铁路职员、商贩、难民、探亲者等不同身份，避开敌人的重点检查时段，分批次、分路线向西转移至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在转移过程中，马次青亲自带队，始终走在队伍最前面，负责侦察敌情、对接联络，提前排查每一处检查哨卡的情况，遇到敌人检查时，凭借自己的正太铁路局职员身份从容应对，巧妙化解危机。他还妥善安置每一位转移人员的食宿和安全，及时处理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对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人员，专门安排专人护送，确保无一遗漏、无一伤亡。
侵华日军在石家庄封锁交通的巡逻装甲车
对于不便公开转移的进步人士和党组织秘密文件、宣传材料，马次青提前做好周密的隐蔽安置：将秘密文件、宣传材料分类整理，密封后藏在正太铁路局废弃的仓库、铁路沿线的隐蔽山洞以及可靠群众的家中，安排专人负责看管；将不便转移的进步人士，妥善托付给石家庄本地的爱国绅商、可靠群众和地下党员，叮嘱他们严格保密，待局势好转后再安排转移。在完成大部分人员转移任务后，马次青主动放弃撤离机会，选择留下来坚守到最后一刻，逐一清理隐蔽工作的痕迹，销毁来不及转移的秘密文件和联络暗号，联络尚未转移的零散进步力量，确保没有留下任何可能暴露党组织和隐蔽工作者的线索。直到1937年10月石家庄即将沦陷，他才按照预定路线，秘密撤离至阳泉，随后辗转到晋东南一带，继续开展隐蔽战线的工作，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重建隐蔽联络网络贡献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次青并未停下隐蔽战线的脚步，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他辗转北平、大连等地，转换隐蔽身份，投身解放战争时期的隐蔽工作，重点开展情报收集、秘密谈判和国际情报联络等工作，成为连接各方力量的重要隐秘纽带。
1946年以后，解放战争逐步进入关键阶段，马次青的工作重心进一步聚焦于核心情报收集、专项行动统筹和跨区域联络，留下了诸多具体可考的事迹，其中大连和北平的工作尤为突出。
北平期间，马次青的一项重要任务的是联络和发展地下情报员，收集国民党空军行动情报。他发展朱壁谱了为党的地下情报员，专门负责收集国民党空军的部署、行动路线等核心情报，为我党掌握国民党军事动态、制定作战方案提供了重要支撑。他发展了隐蔽战线著名的“北平五烈士之一”的赵良璋加入组织并成为情报员，赵良璋作为潜伏在国民党空军中的“棋子”，专门收集空军情报，马次青负责与他秘密对接，传递情报、传达党组织指示。1948年，赵良璋身份暴露被捕，与丁行、谢士炎等四人被枪杀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称为“北平五烈士”。
马次青给朱壁谱的回信原件，现存于雨花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马次青专门给赵良璋的同狱难友、革命挚友朱壁谱写下回信，追忆赵良璋的革命事迹，慰藉其家人，这封信被朱壁谱家人精心收藏近75年，后被雨花台烈士陵园征集，成为还原“北平五烈士”事迹的珍贵文物史料。
1946年1月，经中央社会部批准同意，邹大鹏牵头在大连组建市委社会部（后正式更名为大连情报局，后期迁至天津并改组为天津情报局），马次青被正式任命为副部长，与冯铉（部长）、吴诚（副部长）等人组成核心领导班子，同时吸纳柳峰、侯洛等骨干力量加入，其中马次青主要分管国外情报工作和跨区域秘密联络事务，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海外情报工作的核心统筹者。
大连老照片
当时的大连局势极为复杂，处于日美势力的双重封锁之下，敌人在港口、边境、交通要道设置重重关卡，严密监视人员往来和物资转运，开展隐蔽工作尤其是国外情报工作的难度极大。马次青到任后，并未急于推进工作，而是先与冯铉、吴诚等人深入调研大连的局势，摸清日美势力的布防规律、情报监控方式以及当地的社会人脉资源，随后制定了“隐蔽发展、稳步推进、精准发力”的工作方针，重点推进三项核心具体工作，每一项都有明确的事例支撑。
第一项核心工作是国外情报网络的搭建与外派人员的培养。马次青与同事们将国外情报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广泛物色适合开展对外情报工作的人员，不仅吸纳国内有外语基础、有海外关联、政治可靠的精干干部，还积极联络在大连的外籍进步人士，进行秘密个别培训。培训内容涵盖情报收集技巧、保密规则、暗号联络方式、应急处置方案等，马次青亲自参与授课，结合自己多年的隐蔽工作经验，向学员讲解如何在复杂环境中隐藏身份、传递情报，如何应对敌人的盘问与排查。同时，他抓住当时大连大量遣侨的有利时机，陆续选派培训合格的情报人员外派，这些人员奔赴不同国家和地区，搭建起初步的国外情报网络，为后续获取关键情报奠定了基础。
1947年4月，王继川夫妇抵达大连后，马次青与冯铉、吴诚一同亲自与王继川谈话，结合其青岛籍身份、大学文化背景以及其父亲在青岛上层的社会地位，明确指派她前往青岛开展美军情报收集工作，后续王继川顺利完成任务，为中共获取美军相关情报提供了重要支撑，这是1947年马次青统筹外派情报人员、开展专项情报工作的典型事例。
第二项核心工作是重点专项行动“海外交通”行动（后被称为“人民舰队”行动）的统筹推进。这一行动是邹大鹏亲自牵头策划的重大隐蔽行动，马次青与吴诚等人作为具体经办的主要领导，全程参与方案的反复研究与周密布置，是1946年后马次青负责的标志性专项工作。行动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搭建秘密交通线，实现物资转运与情报传递的双向畅通，打破日美势力的封锁，为解放战争前线提供支援。马次青亲自负责秘密交通线的选址、联络点的设置以及人员的调配，他挑选政治可靠、熟悉地形的同志组成交通队，在港口、边境等地设置多个隐蔽联络点，采用“分段转运、暗号对接、乔装掩护”的方式，将急需物资从大连转运出去，同时将各地收集到的情报尤其是国外情报转运至国内核心区域。
在计划推进过程中，马次青多次亲自前往一线排查隐患，协调解决转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应对敌人的临时检查，凭借周密的部署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确保了“海外交通”的安全与畅通，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为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以及为新中国建立而聚拢的大量民主人士的安全到达解放区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建国后的专项“人民舰队”行动（秘密护送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从东京秘密来华避难）结束后，中央军委专门给具体经办此事的主要领导马次青、吴诚两位同志记大功，中央军委联络部也为负责具体执行工作的潘清平、石志纯等9名工作人员记大功，周恩来、朱德、聂荣臻三位中央领导同志还专门写信祝贺、题词表扬，明确肯定了马次青等人在隐蔽战线尤其是“人民舰队”行动中作出的突出贡献。
第三项核心工作是秘密谈判与跨区域联络。除了国外情报工作和物资转运，马次青还参与了多项秘密谈判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2月23日的大石桥谈判，这是1948年他参与的重要隐蔽谈判任务。当时，马次青受党组织委派，与辽南军区司令吴瑞林、石迪一同前往大石桥，与王家善的代表进行正式谈判。谈判期间，马次青凭借自己丰富的统战与谈判经验，沉着应对，既明确我方的立场与诉求，又耐心倾听对方的意见，巧妙化解谈判中的分歧，最终推动双方顺利达成协议，为后续“王家善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6年6月，以马叙伦为首的和平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停止内战，马次青在后方负责秘密联络和支援工作，协调上海、北平等地的进步力量，为请愿行动传递消息、提供保障，助力反内战、求和平的民主运动走向深入。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马次青再次奉命前往北平，协助开展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统战和策反工作，同时负责收集北平城内国民党军事部署的核心情报，为北平和平解放提供支撑。他利用自己曾在北平工作的人脉资源，乔装成商人，暗中接触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和进步人士，宣传我党和平解放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与配合，同时秘密收集北平城墙防御、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情报，逐一整理、加密后传递给中央和前线部队，为我方制定北平解放策略、减少人员伤亡提供了重要参考。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留在北平，参与地下党组织的收尾工作，清理隐蔽工作痕迹，联络失散的地下党员和情报人员，妥善安置相关人员的工作与生活，确保隐蔽战线工作的平稳过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隐蔽战线的工作重心从革命时期的情报收集、人员策反，转变为维护国家主权、巩固新生政权、开展国际情报联络和情报系统建设，马次青继续分管国际情报工作，参与我党早期国际情报网络的完善与规范。
大连情报局于1949年后迁至天津，改组为军委联络部下属的天津联络局，专门负责国际情报工作，马次青作为核心负责人之一，继续统筹国际情报收集与外派人员管理工作，他当年在大连培养的情报人员和搭建的情报网络，在后续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获取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等关键情报提供了助力。
1955年2月23日，马次青已担任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他与联络部副部长罗青长、部长邹大鹏、秘书长毛诚等人，一同前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处，专题商议“联络部的‘归宿’问题”，参与我党情报机构的整合与规划工作，为新中国情报系统的规范化建设建言献策，推动情报工作从革命时期的分散作战，向新中国成立后的系统化、制度化发展，这一事件被详细记载于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是马次青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情报系统建设的重要历史见证。
此外，马次青还参与了新中国初期的统战与外事联络相关工作，利用自己多年的联络经验，协调国内外进步力量，为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开展国际友好往来提供支撑。他曾参与接待来华的外籍进步人士和情报联络人员，妥善安排其行程，传递我国的外交立场与政策，同时收集国外相关情报，为新中国的外交与国防工作提供参考，用实际行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晚年时期，马次青主动承担起整理隐蔽战线历史资料的工作，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记录革命时期隐蔽战线的工作细节、战友事迹，弥补了部分隐蔽战线历史资料的空白。他从不宣扬个人功绩，始终强调“隐蔽战线的胜利，是全体战友共同奋斗的结果”，坚持实事求是记录历史，为后人研究中国革命隐蔽战线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用一生的坚守，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马次青老前辈在隐蔽战线的工作，贯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过程，延伸至新中国成立后，前后长达数十年，没有轰轰烈烈的战场战绩，没有广为人知的英雄壮举，却始终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与考验。他一生多次变换身份、辗转多地，革命时期长期以虚假身份潜伏，远离亲人、隐姓埋名，时刻面临着被敌人发现、逮捕甚至牺牲的风险；新中国成立后，他坚守情报岗位，深耕国际情报与系统建设，每一次联络、每一次行动、每一份情报的传递，可以说，都“隐秘而伟大”。
马次青老前辈一生在看不见的岗位上，在统战联络、情报收集、人员转移、物资转运、国际情报、系统建设等多项工作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亲手恢复的正太铁路工会，成为联络工人力量的重要纽带；他牵头成立的抗日救国会，点燃了石家庄抗日救亡的火种；他统筹的“人民舰队”行动，打破了封锁；他参与的情报系统建设，巩固了新生政权。
新中国建立后，马次青老前辈历任军委联络部副局长、局长、副部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副秘书长，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等职。
“W革”期间，亦曾遭受迫害，1980年5月平反，，并增补为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5年离休，1991年3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刊登了马次青老前辈逝世的消息，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
隐蔽战线的英雄，虽无名，却永垂不朽；虽沉默，却光照千秋。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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