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3日，农历丙午年正月廿六。
春节的红灯笼已经缀满石家庄的街头，正定古城的年味漫过街角巷陌，归乡的人们沉浸在春节的最后余韵之中。
中山路上，车流渐稀，万家灯火里飘出饺子的香气。
这座华北平原上的省会城市，在寒冬的夜幕中显得宁静而安详。
然而，在石家庄市东旭集团总部大楼，气氛却冷得像一块冰。
那栋位于裕华区的玻璃幕墙建筑，平日里灯火通明，此刻却只有零星几个窗口还亮着光。
大楼门口的灯笼在寒风中微微摇晃，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
保安室里，值班人员盯着监控屏幕，偶尔抬头看向门外空荡荡的街道
——今晚的东旭，比往常更加寂静。
当晚8时许，一则公告从上海发出，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002486.SZ）通过交易所系统发布了一则简短的通知：
“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收到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先生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执行拘留，相关案件正在调查过程中。”
公告措辞冷静、克制，寥寥数语，却彻底打破了这座城市的虚假祥和。
这位曾经的石家庄首富，在2025年6月刚刚领到证监会5.9亿元的天价罚单并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刑事拘留”的命运。
从技术员到千亿帝国掌门人，从巅峰时235亿身家到沦为阶下囚，李兆廷用三十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商业悲剧。
这个冬天的夜晚特别寒冷。
1965年7月，李兆廷出生在河北省新乐县（现新乐市）。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
新乐是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滹沱河从旁流过，土地贫瘠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朴实的燕赵儿女。
李兆廷的父母都是当地一家军工企业的职工，那个年代的“军工大院”，有着不同于普通街巷的氛围：
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的是机器的轰鸣和工装的蓝色。
从小在“大院”里长大的李兆廷，骨子里既有燕赵之地的朴实，也浸染了对工业制造的天然亲近感。
少年时的李兆廷话不多，但眼神里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他喜欢跟在父亲身后去厂里转悠，看那些巨大的机床如何将一块块钢铁变成精密的零件。
那种金属与金属碰撞的声音，机油混合着铁屑的气味，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1982年，17岁的李兆廷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高考。
那一年，他考入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
河北工业大学坐落在天津，是河北省属的重点工科院校。
在那个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年代，能够考入一所省属重点院校，
意味着捧上了“铁饭碗”，意味着从此跳出农门，
意味着父母可以挺直腰杆在邻居面前说一句“我家孩子上大学了”。
四年的大学生活，李兆廷过得清苦而充实。
他每天往返于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机械制图的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公差配合的课程背了一遍又一遍。
教过他的老师回忆，这个来自石家庄的学生不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刻苦的。
他的作业本永远工工整整，每一个尺寸标注都一丝不苟。
1986年夏天，21岁的李兆廷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石家庄市柴油机厂，成为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石家庄市柴油机厂，在当时是石家庄的明星企业。
厂区位于市区东南部，占地数百亩，数千名工人在此劳作。
生产的柴油机销往全国各地，是农业机械化的主力军。
李兆廷被分配到了技术科，那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图纸，桌上堆满了技术资料。
他的工作是改进产品设计、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在柴油机厂的日子，李兆廷展现了那个年代技术骨干的典型特质：
话不多、肯钻研、能吃苦。
这个戴眼镜的年轻技术员和别的“坐办公室的”不一样。
他经常泡在车间里，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拆装机子，满手机油也不在乎。
遇到技术难题，他能连续几天泡在车间，直到问题解决。
有一年冬天，厂里一台关键设备出了故障，外请的专家要一周后才能到。
李兆廷二话不说，带着几个工人连续干了三天三夜，硬是自己把机器修好了。
那一年，他才二十多岁。
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技术和这股子拼劲，李兆廷在厂里脱颖而出。
他从技术员做起，一步步摸爬滚打，先后担任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在年仅30岁左右时就被提拔为厂里的管理层。
如果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国企厂长，过着安稳优渥的生活，在体制内安安稳稳地干到退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无数人的命运。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全国。
“下海”成为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词汇。
无数体制内的年轻人，被南方传来的财富故事撩拨得心潮澎湃。
国有企业改制、停薪留职、辞职下海，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李兆廷所在的柴油机厂，也感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冲击。
厂里的效益开始下滑，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出现了裂缝。
一些胆子大的同事悄悄办了停薪留职，跑去南方闯荡。
有的回来时西装革履，有的则灰头土脸。
但无论如何，“下海”这个词，已经在李兆廷心里埋下了种子。
1997年，对于李兆廷来说是命运转折之年。
这一年，他32岁，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决定
——辞去稳定的国企工作，下海创业。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妻子李青当时也在同一系统工作，两人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辞掉铁饭碗，意味着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但李兆廷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上来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在体制内庸庸碌碌过一辈子。
他和妻子李青一起，创办了东旭集团的前身。
创业初期的艰难，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没有资金、没有背景，有的只是在柴油机厂积累的机械制造经验和一腔热血。
最初的办公室，是在石家庄郊区租的一间简陋的平房，几张旧桌子，一部电话，就是全部家当。
李兆廷既是老板也是业务员，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石家庄的大街小巷，寻找每一个可能的客户。
李兆廷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CRT（阴极射线管）设备制造。
那是彩电显像管的时代。
90年代末，中国正成为全球彩电生产大国，长虹、康佳、TCL等国产品牌异军突起。但彩电的核心部件
——显像管的生产设备，却长期依赖进口。
日本、韩国的设备价格昂贵，维护成本高。
李兆廷看准了这个市场空白
——能不能做出中国人自己的CRT设备？
凭借着在国企多年积累的技术和人脉，李兆廷的东旭公司逐渐在CRT装备制造领域站稳了脚跟。
他的优势在于：
价格比进口设备便宜，服务比外国公司及时。
客户设备出了问题，一个电话，他第二天就能赶到现场。
这种“贴身服务”的模式，为他赢得了第一批忠实客户。
到2004年，东旭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CRT装备制造商，市场占有率一度超过50%。
在那个年代，国内每两台电视机，就有一台的制造设备出自东旭。
李兆廷，完成了从国企技术员到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次蜕变。
然而，李兆廷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果实，一场产业变革的风暴就已袭来。
21世纪初，随着液晶显示技术（LCD）的成熟，笨重的CRT显像管电视迅速被市场抛弃。
日本的夏普、索尼，韩国的三星、LG，纷纷转向液晶面板。
国内的彩电企业也开始跟进，CRT电视的市场份额急剧萎缩。
对于东旭而言，这无异于灭顶之灾。
李兆廷记得很清楚，那几年，公司的订单像雪崩一样下滑。
曾经排队等待发货的设备，突然间无人问津。
仓库里积压的库存，落满了灰尘。工人们无事可做，车间里冷冷清清。
如果继续固守CRT设备，东旭只有死路一条。
当时，许多与东旭同时期的CRT配套企业，要么倒闭，要么在痛苦中挣扎。
有的老板卷款跑路，有的转行去做房地产，有的干脆关门大吉。
李兆廷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是就此放弃，还是寻找新的出路？
他选择了后者。
李兆廷开始四处考察，寻找新的方向。
他去了日本、韩国，参观了当时最先进的液晶面板生产线。
他看到，那些巨大的玻璃基板，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缓缓移动，最终变成一块块液晶屏幕。
他意识到，这就是未来
——玻璃基板，将是下一代显示技术的核心。
玻璃基板是液晶面板的关键材料，技术壁垒极高，长期被美国的康宁（Corning）、日本的旭硝子（AGC）和电气硝子（NEG）等少数几家企业垄断。
在那个年代，做玻璃基板，无异于“虎口夺食”。
但李兆廷决定试一试。
他开始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
没有核心技术，就一点点摸索。
没有现成设备，就自己改造。
他四处打听，听说国外有二手设备出售，立刻飞过去谈判。
那些设备往往是国外企业淘汰的，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宝贝。
为了突破技术封锁，李兆廷常年吃住在工厂，与工程师们一起啃技术硬骨头。
那些年，他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都是车间、办公室两点一线。
有时候，为了一个技术参数，他能和工程师争论到深夜。
妻子李青也是技术出身，两人一起泡在实验室里，一遍遍试错，一次次改进。
那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
李兆廷的转型，恰逢中国政府大力扶持液晶显示产业链的时代背景。
21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核心的面板技术却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
京东方、华星光电等本土面板企业，长期受制于上游供应链，不仅要支付高昂的技术授权费，还要看外国供应商的脸色。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国家实施了“02专项”等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鼓励本土企业攻克新型显示材料核心技术。
液晶玻璃基板，被列为重点攻关方向之一。
李兆廷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政策红利。
他开始频繁出入北京，跑部委、跑项目、跑资金。
他学会了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学会了用政策语言包装自己的企业。
他不断地告诉每一个可能支持他的人：
东旭要做“中国的康宁”，要打破国外垄断，要为民族工业争光。
这种叙事，在当时是极具感召力的。
东旭集团先后在石家庄、郑州、成都等地布局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
每到一个地方，李兆廷都会向当地政府描绘一幅宏伟的蓝图：
我们要在这里建设中国最大的玻璃基板生产基地，要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要创造多少就业岗位，要贡献多少税收。
地方政府被他的雄心打动，纷纷给出土地、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
李兆廷被包装成了“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民族英雄”。
媒体蜂拥而至，报道他的创业故事，赞美他的家国情怀。
在各种公开场合，他总是身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讲话慢条斯理，保持着技术型企业家特有的儒雅与克制。
他大谈特谈“产业报国”，讲述东旭如何攻克技术难关，如何为中国显示产业“补短板”、“锻长板”。
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励志故事。
实业做得风生水起，李兆廷也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要想和国际巨头抗衡，光靠自有资金和政府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
2011年，李兆廷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
——借壳“宝石A”。
“宝石A”（000413.SZ）是石家庄本地的一家老牌上市公司，其前身是石家庄显像管厂。
说来也巧，这家厂和李兆廷从事的行业同属一个产业链
——都是做电视相关的。
只不过，宝石A做的是显像管，而李兆廷做的是显像管设备。
后来显像管被淘汰，宝石A也陷入了经营困境，连年亏损，沦为“壳资源”。
在石家庄市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李兆廷主导的东旭集团对宝石A进行了重组。
那是一场复杂的资本运作。
没人知道那背后所有的曲折。
通过资产注入和股权置换，东旭集团成功将液晶玻璃基板业务装入上市公司，并将其更名为“东旭光电”。
李兆廷由此实现了从实业家到上市公司实控人的身份跃迁。
上市那天，李兆廷站在深交所的交易大厅里，看着大屏幕上跳动的股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真正进入了资本家的行列。
他或许已经知道，
从此以后，他不再是那个骑着自行车跑业务的个体户。
而是手握上市公司、可以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资本大鳄。
上市之后，东旭光电的股价一飞冲天。
当时的A股市场，对“高科技”、“进口替代”等概念趋之若鹜。
东旭光电正好踩在了风口上
——既有高科技的光环，又有民族产业的标签，还有政策支持的故事。
各路资金蜂拥而至，基金、券商、私募，排着队来调研。
东旭光电的市值一路攀升，一度突破千亿大关。
借助资本的力量，李兆廷开始频繁融资，扩充产能。
他不断地发公告、搞定增、发债券，把融来的钱投入到新的生产线建设中。
在资本市场看来，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融更多的钱，建更多的厂，赚更多的利润，股价涨得更高，然后再融更多的钱。
那几年，李兆廷意气风发。
尝到资本甜头的李兆廷，开始了他最激进的扩张期。
2015年，是李兆廷资本扩张最激进的一年。
这一年，他将目光瞄准了另一家上市公司——宝安地产（000040.SZ）。
宝安地产主营房地产开发，总部在深圳，是一家老牌的房地产企业。
彼时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去库存周期，传统房企估值偏低，正是“抄底”的好时机。
李兆廷以23.64亿元的价格将宝安地产收入囊中。
随后，他将东旭旗下的新能源光伏资产注入，将其更名为“东旭蓝天”。
这个名字起得很有诗意
——“东旭”代表集团，“蓝天”代表新能源产业。
至此，东旭系在A股拥有了第二家上市公司，业务版图从光电显示拓展到了新能源。
2016年，李兆廷再下一城。
这一次，他的目标是上海嘉麟杰（002486.SZ）。
嘉麟杰主营高端针织面料，与东旭的原有产业完全不搭界，是一家典型的传统制造企业。
但它的“壳”价值和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正是李兆廷所需要的。
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李兆廷拿下了嘉麟杰的控制权。
至此，“东旭系”的“三驾马车”正式成型：
东旭光电（000413.SZ）：核心业务平台，主打液晶玻璃基板、高端装备制造，是李兆廷的发家之本，也是集团最核心的资产。
东旭蓝天（000040.SZ）：新能源与生态环保平台，主打光伏发电、生态治理，是李兆廷跨界扩张的新战场。
嘉麟杰（002486.SZ）：纺织服装平台，虽然与主业无关，但保留着宝贵的上市资格。
巅峰时期，东旭集团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旗下拥有三家A股上市公司，业务涵盖光电显示、新能源、地产、金融等数十个领域。
李兆廷也被冠以“石家庄首富”、“燕赵资本教父”等光环。
那几年，李兆廷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和合影照片。
有和领导的合影，有和明星企业家的合影，有在各种论坛上演讲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里，他都笑得那么自信。
他经常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俯瞰着石家庄的城市天际线。
脚下这片土地，是他出生、成长、创业的地方。
如今，他是这座城市最富有的人，最成功的企业家。
他不知道的是，这扇窗户外面，一场风暴正在悄悄酝酿。
2019年10月，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 LEXUS雷克萨斯·胡润百富榜》。
这份榜单，每年都会引发一轮关于财富的狂欢。
谁上榜了，谁跌出了，谁成了新首富，谁财富缩水了，都会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在那年的榜单上，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
——李兆廷，以235亿元的身家，排名第140位，登顶石家庄首富。
消息传来，石家庄的媒体沸腾了。
“石家庄首富”这个头衔，给这座低调的省会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本地报纸、电视台、网站，纷纷报道这一消息。
李兆廷的创业故事被一遍遍重提，他的照片被刊登在显要位置。
李兆廷夫妇二人的财富合计超过220亿元，位列胡润全球富豪榜第837位。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十大年度经济人物”、“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那一年，李兆廷54岁。
他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
全国两会的代表通道上，他侃侃而谈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某个产业论坛上，他慷慨激昂地讲述中国显示产业的崛起。
某个颁奖典礼上，他西装革履地接过奖杯，对着镜头微笑。
在那些公开场合，李兆廷总是给人留下儒雅、稳重的印象。
他戴着金丝边眼镜，讲话不紧不慢，语气温和，偶尔还会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
他像是一个大学教授，而不是一个身家百亿的商人。
这种形象，是他刻意塑造的
——他不是暴发户，不是投机者，而是一个有技术、有情怀、有担当的实业家。
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巨大的危机正在暗流涌动。
早在2018年，就有市场分析人士对东旭光电的财务状况提出了质疑。
质疑的焦点，是一个专业术语——“存贷双高”。
什么是“存贷双高”？
简单来说，就是一家公司账上趴着巨额现金，同时又背负着巨额债务。
这在商业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如果账上有钱，为什么不还债？
如果缺钱，为什么不把账上的钱拿出来用？
东旭光电的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公司账面上的货币资金高达183亿元。对于一个实体制造企业来说，拥有如此充沛的现金储备，本应是经营稳健的象征。
但诡异的是，坐拥百亿现金的东旭光电，却同时背负着超过200亿元的短期借款和应付债券。
这就好比一个人家里放着几百万现金，却还要四处借高利贷
——既不经济，也不合理。
市场分析人士开始深挖。
他们发现，东旭光电的“存贷双高”已经持续多年。
2017年，账面资金273亿元，有息负债231亿元。
2018年，账面资金198亿元，有息负债202亿元。
2019年三季度，账面资金183亿元，有息负债218亿元。
更诡异的是，这些巨额现金产生的利息收入，远远低于同等规模存款应有的水平。
这意味着，账上的钱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已经被挪用。
面对市场的质疑，东旭方面从未给出过令人信服的解释。
公司证券部的工作人员对投资者的询问，总是用标准话术搪塞：
“公司经营一切正常，财务状况良好，请以公告为准。”
但投资者不傻。
那些敏锐的机构投资者，早在2018年就开始悄悄撤离。
东旭光电的股价，也从2016年的高点一路下滑。
只不过，下跌的速度还很缓慢，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
这一天，对于东旭光电的债券持有人来说，是一个噩梦般的日子。
按照约定，当天是“16东旭光电MTN001A”和“16东旭光电MTN001B”两只中期票据的付息日。
两只债券的发行总额30亿元，虽然本金还没到期，但利息必须先付。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
一大早，投资者们就盯着账户，等待利息到账。
9点，没有。
10点，没有。
11点，还是没有。
下午，上海清算所的一则公告，彻底撕开了东旭集团的遮羞布。
公告称，截至当日日终，仍未收到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付息兑付资金。这构成实质性违约。
消息一出，市场哗然。
一个账上有183亿现金的公司，居然还不上区区几个亿的债券利息？
投资者们愤怒了。
有人在股吧里发帖：“骗子！大骗子！”
有人给公司打电话，电话一直占线。
有人赶到公司总部，被保安挡在门外。
当天晚上，东旭光电的投资者交流群里，骂声一片。
紧接着，评级机构开始行动。
中诚信国际将东旭光电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一口气下调至C，连降7档。
联合评级也将其评级由AA+下调至C。
C级是什么概念？
意味着“不能偿还债务”，意味着垃圾中的垃圾。
东旭光电的股票，在停牌数月后复牌。复牌当天，一字跌停。
第二天，又是一字跌停。
第三天，还是跌停。
连续三天，市值蒸发超70亿元。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债券违约前不久，东旭光电还搞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2019年12月10日，东旭光电发布资产重组预案，拟向控股股东东旭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743项专利及专利申请的所有权。
这一操作被市场解读为“没钱还债，却发股买爹的资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公司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却还要发行股票，去买大股东手里的专利
——而这些专利到底值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
这或许是李兆廷在试图通过资产重组增厚控股股东持股，
以便通过股权质押或转让来筹措资金缓解债务危机。
同时，也是在为可能的“白衣骑士”入场铺路。
但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也太早了。
在债务违约爆发后不久，一个消息在东旭的债权人中间流传开来：
石家庄市国资委可能要接盘了。
这个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2019年11月19日，也就是债券违约的第二天，东旭光电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的股权拟被转让给石家庄市国资委，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对于债权人来说，这无疑是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光亮。
如果国资能够入场，意味着东旭有了靠山，意味着债务有望化解，意味着他们的钱可能还能拿回来。
一时间，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传言。
有人说石家庄市政府已经成立了工作组进驻东旭。
有人说河北省政府正在协调银行提供纾困资金。
有人说李兆廷亲自去了省政府，向领导汇报情况。
东旭的供应商们，暂时停止了催款。
银行的信贷经理们，暂时放下了手里的起诉状。
大家都在等待，等待那个传说中的“援军”到来。
然而，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
没有消息。
两个月后，东旭光电发布公告称，与石家庄国资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协议。
三个月后，谈判无疾而终。
所谓的“石家庄国资接盘”，最终不了了之。
毕竟，面对千亿级的债务窟窿，任何一个地方国资都难以轻易下咽。
石家庄虽然是省会，但财政收入有限，不可能为一个民营企业填这么大的窟窿。
援军的镜花水月，让东旭集团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随着2025年证监会调查结果的公布，李兆廷时代东旭集团最隐秘、最丑陋的一面被彻底揭开。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失败或债务违约，而是一场系统性的、长达五年的财务造假。
拆东墙补西墙。
2015年至2019年期间，李兆廷主导下的东旭集团，通过虚构业务、虚假记账等方式，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务造假。
看看下面的数字：
虚增收入：
五年累计虚增收入478.25亿元。
分年度看，2015年虚增43.76亿元，2016年虚增96.01亿元，2017年虚增128.33亿元，2018年虚增141.49亿元，2019年虚增68.66亿元。这些虚增的收入分别占当期年报记载营业收入的43.97%、47.99%、34.17%、27.77%、20.19%。
这意味着，在有些年份，东旭接近一半的收入都是假的。
虚增利润：
五年累计虚增利润130.01亿元。除了2019年虚减利润21.55亿元（可能是为了降低基数以便在后续年份实现“增长”）外，2015-2018年虚增利润分别为15.48亿元、34.15亿元、47.31亿元、54.62亿元。
这些虚增的利润占当期年报记载利润总额的比例高得离谱：
2015年占73.49%，2016年占121.81%，2017年占113.34%，2018年占145.28%。
连续四年，公司的利润几乎全靠造假拼凑
——如果没有这些虚假数字，东旭早已是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
(如果一家企业利润高得离谱，无论故事多好听，一定要小心，包括现在的很多AI)
虚增货币资金：
2018年，为了掩盖巨额资金已被挪用的真相，东旭集团最高单年度虚增货币资金达447.9亿元。
分年度看，2015年至2018年，各期末分别虚增货币资金79.57亿元、247.72亿元、447.90亿元、337.21亿元。
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三季报显示账上有183亿现金，却还不起几十亿债券的根本原因——那183亿，绝大部分根本不存在。
这是A股历史上最严重的财务欺诈案之一。
这些天文数字般的造假，是如何实现的？
答案是一张精心编织的“关联方网络”。
周伯通的左手倒右手，左右手互搏。
清流工作室的调查发现，东旭集团注册了一批隐秘的关联公司，这些公司常年出现在集团及两家上市公司的不同业务板块中。
有时候，这些壳公司是东旭集团环保建材业务的供应商或大客户。
有时候，同一家壳公司又会成为东旭光电玻璃基板业务的最大供应商。
同一时间，这些壳公司又从大客户，摇身一变成为东旭蓝天收购光伏电站的交易方。
这种“一鱼多吃”的模式，堪称资本运作的“杰作”。
以2015年为例。
那一年，东旭集团向3家供应商
——北京曼尼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皓元凯新实业有限公司、天津卧盈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计预支付材料、设备采购款高达31.6亿元。
而这三家供应商，都曾与东旭集团的大客户北京晟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报过同一个企业电话。
2024年，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光电也公开承认，北京曼尼奇是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的关联人。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东旭集团左手把钱“预付”给自己的关联公司，右手又从这些关联公司“采购”根本不存在的设备和服务。
钱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手里，但账面上却凭空多出了一笔采购成本和一笔销售收入。
熟悉的味道，相同的配方。
更早的时候，这种手法就已经存在。
2012年，也就是东旭集团收购东旭光电控股股东满一年的时候，东旭光电的前五大客户清一色是东旭集团的关联公司。
这些公司总计贡献了6亿元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77%。
比如，第一大客户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河南国有资本运营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后者的控股股东正是李兆廷。
第二大客户东旭（营口）光电显示有限公司，则由东旭集团和五矿（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等合资设立。
这意味着，东旭光电所谓高增长的玻璃基板业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关联方“左手倒右手”实现的。
财务造假只是手段，终极目的是为了“搞钱”。
一鱼多吃，目的吞占百亿资金。
李兆廷通过一系列隐秘的操作，将东旭光电和东旭蓝天两家上市公司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母公司东旭集团。
主要有三条路径：
第一，以预付采购款为名“合法挪用”。
根据东旭光电披露，其曾于2018年至2019年，向东旭集团关联公司北京曼尼奇预付了高达34.57亿元的采购款，委托其代采玻璃基板等生产所需的设备。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据东旭光电此后披露，其以采购设备、支付工程设备款等名义，总计向不同的关联供应商支付了95.95亿元。
这些公司最终并未交付任何设备，甚至部分已悄然注销，最终被认定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至今未能追讨。
东旭蓝天几乎套用了同样的模式。
其声称从事光伏产业，也是向东旭集团大量的关联公司采购光伏设备支付预付款，又声称从事EPC工程，向大量关联公司支付巨额工程款，合计无法收回金额高达75.27亿元。
第二，以股权收购为名转移资金。
2020年6月，东旭蓝天子公司与北京厚德义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6亿元收购鼎晖恒业集团有限公司23.84%的股份，后者是一家年利润亏损的公司。
这家收到6亿元巨额资金的北京厚德义公司，也是东旭集团的关联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在2016年申报的企业电话与北京东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东旭系公司相同。
2019年，东旭蓝天又曾向东旭集团关联方熠彩照明，收购一家光伏发电企业张北熠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到了2022年，因发电量大幅下降，东旭蓝天对其计提商誉减值0.34亿元。
此外，东旭系还在收购部分电站后，以代偿还股东借款的形式进一步从上市公司转移资金。
第三，以财务公司存款为名“一网打尽”。
这是规模最大、也是最狠的一招。
资料显示，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分别有28.91亿元及75.31亿元资金存放在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存放之后，这些资金立即提取受限，无法自由支配。
东旭财务公司由东旭集团及东旭光电各持有60%及40%股权。
表面上，这是为集团内部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
实际上，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资金池”
——把上市公司的钱吸进来，然后统一由集团支配。
这可能是一笔有预谋的资金转移计划。
东旭蓝天在2018年5月才通过各项程序，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在当年年底就宣布出现经营困难，两家上市公司合计百亿规模资金自此一去不返。
截至案发，东旭集团非经营性占用东旭光电、东旭蓝天资金合计高达169.59亿元未能归还。
其中，仅东旭光电一家就被占用95.95亿元。
在这场持续数年的财务魔术中，并非只有李兆廷一个人在表演。
2025年12月，一则消息引起市场关注。
中信证券发布公告称，其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原广州证券）作为37名被告之一，被11名证券投资者投诉，涉诉金额182.82万元。
此次涉案与东旭光电的“造假”案相关。
广州证券（现中信证券华南公司）正是东旭光电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承销商。
那一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5.65亿元，后来被监管部门认定为“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
投资者起诉的理由是：
东旭光电因2015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存在欺诈发行等行为，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东旭光电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东旭光电应依法赔偿损失，而作为主承销商的广州证券应当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此案，中信证券表示：
“本案为公司收购广州证券前，广州证券承做的相关项目引发的纠纷，就该案涉及的潜在损失均已在收购交割之前予以充分考虑，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
也就是说，这是一笔已经计提的“历史坏账”。
据证监会消息，相关中介机构违法执业行为正在同步调查中。
这意味着，除了李兆廷和东旭集团，那些为造假提供“专业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可能也将面临追责。
进入2024年，“东旭系”的崩塌按下了快进键。
2024年5月，本应是上市公司披露2023年年报的最后期限。
然而，东旭光电和东旭蓝天却双双“爽约”，未能按时披露年报。
这在A股市场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5月8日，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东旭光电、东旭蓝天及其控股股东东旭集团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2024年9月，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这几家公司及东旭集团再度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监管的“利剑”高悬，风暴即将来临。
对于东旭光电而言，2024年的夏天格外漫长。
由于连年亏损、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负面消息缠身，东旭光电的股价一路暴跌。
从曾经的十几元一股，跌到了1元面值附近。
根据深交所的规定，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将被强制退市。
2024年8月，东旭光电的股价开始长期在1元以下徘徊。
尽管公司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自救，但终究无力回天。
2024年9月20日，深交所裁定东旭光电终止上市。
同年10月，东旭光电正式摘牌，告别了它奋斗十多年的A股舞台。
最后一个交易日，其股价定格在0.49元，曾经千亿市值的巨头，最终只剩下不到50亿的残骸。
东旭蓝天的命运紧随其后。
由于未能解决大股东75.27亿元的资金占用问题，2025年1月6日起，东旭蓝天停牌。复牌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价同样跌破1元。
2025年4月30日，东旭蓝天也收到了终止上市的宣判，以0.49元的股价和7.29亿元的市值告别A股。
至此，“东旭系”三家A股上市公司，两家退市，仅剩下一家主营服装的嘉麟杰还在勉强支撑。
2025年6月，随着两家退市公司的尘埃落定，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正式下达。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史上创纪录的罚单之一。
河北证监局和深圳证监局对李兆廷等43名责任主体合计罚款约17亿元。
其中，李兆廷个人被处以警告，并罚款5.9亿元。
分主体看，李兆廷及东旭集团作为组织、指使方，被罚最重。
仅李兆廷一人就被处以5.8854亿元罚款，东旭集团则被处以5.8324亿元罚款，已退市的东旭光电也被处以3.9024亿元罚款。
更致命的是，河北证监局决定，对李兆廷等五人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这意味着，这位曾经的资本大鳄，从此被永远关上了在资本市场的大门。
证监会在通报中强调：绝不允许“一退了之”。
对于那些涉及严重财务造假的企业及其相关责任人而言，退市后仍难逃立体化追责。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证券犯罪问题线索，也将按程序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这句话，为后来的刑事拘留埋下了伏笔。
东旭的倒下，留下的不仅是上市公司的残骸，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产业项目。
在扩张高峰期，东旭集团在河南安阳、甘肃天水、四川德阳、湖南株洲、山东青岛等多地统筹布局，与当地政府合作打造一系列新型显示材料项目，计划总投资动辄数百亿元。
这些项目被李兆廷视为“国产替代”的希望。
他曾豪言，要用3-5年时间，将核心新型显示材料国产化率提高到30%-40%。
然而，随着东旭的资金链断裂，这些项目纷纷陷入困境。
天水项目：
2021年9月高调举行投产仪式，号称要打造OLED新型显示材料基地。
但据当地工程人员透露，该项目早已“烂尾”。
青岛光电产业园：
计划总投资475亿元，一期投资160亿元，是当地的“芯屏”产业龙头项目。
虽然2024年10月一期高端显示材料项目宣布产品下线，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二期工程已经停工。
这些所谓的“千亿产业”，最终沦为了一座座巨大的“玻璃迷宫”。
不过，也有部分地方国资正在评估接手东旭光电相关资产的可能性。
那些耗资巨大的生产线、厂房、设备，虽然承载着李兆廷的野心，但也并非全无价值。
或许，这些实业基础还有一丝盘活的价值。
时间来到2026年2月13日。
此时的中国，刚刚送走春节长假。
石家庄的街头，红灯笼依旧高悬，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余韵中。
火车站里，返程的旅客拖着行李箱匆匆而过。商场里，春节促销的横幅还在风中飘动。
然而，对于61岁的李兆廷来说，这个春节格外寒冷。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春节前。
有员工在集团总部大楼里看到他，穿着深色大衣，步履匆匆地走进电梯。
他低着头，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那是腊月二十八的事。
之后，他就消失了。
2026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廿六。
这一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不到六点，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在石家庄的某个地方，几辆警车悄然驶入。
车门打开，几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下车，走向一栋不起眼的建筑。
几分钟后，他们走了出来。
中间的那个人，双手被铐在背后，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他的头发有些凌乱，衣服也不再笔挺。
这个人，就是李兆廷。
当晚8时许，上海嘉麟杰的公告以冷静克制的口吻向外界传递了这一消息：
“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收到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执行拘留，相关案件正在调查过程中。”
公告特意强调，李兆廷未在嘉麟杰担任具体职务，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生产经营保持正常，暂未收到协助调查通知。
这一切都透露着一丝微妙的切割意味。
消息传出，资本市场反应平静。
毕竟，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太久。
此次警方的介入，意味着李兆廷案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25年6月的17亿罚单和终身禁入，属于行政追责。
这是证监会在其职权范围内能做出的最严厉处罚。
然而，行政处罚并不能豁免刑事责任。
李兆廷涉及的问题，或许早已超出了信息披露违规的范畴：
欺诈发行债券罪：2018年东旭集团利用虚假数据发行35亿元债券。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长达五年的系统性财务造假。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通过关联交易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高达169.59亿元。
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资本市场秩序，损害了无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其性质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
证监会在2025年3月的通报中已经明确表示：
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证券犯罪问题线索，也将按程序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石家庄市公安局的介入，标志着此案从证监会的“行政追责”正式延伸到了司法机关的“刑事侦查”阶段。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执行拘留的是石家庄市公安局，而非其他城市。
这意味着，案件可能由石家庄本地司法机关管辖。
在石家庄，在他的家乡，在他起步的地方，法律的天平已经倾斜。
讽刺的是，在三驾马车中一直最不起眼的嘉麟杰，如今却成了东旭系留在A股的唯一火种。
嘉麟杰主营高端针织面料，产品主要出口海外。
或许是因为其“传统产业”的身份，没有太多机会参与母公司的资本游戏，反倒躲过了一劫。
根据嘉麟杰发布的2025年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18亿元，归母净利润5199.58万元，同比激增205.46%。
海外营收占比超过六成，经营状况看起来颇为健康。
李兆廷通过东旭集团及控股子公司上海国骏投资，合计控制嘉麟杰21.229%的股份。截至2月13日收盘，嘉麟杰报3.16元/股，市值26.05亿元。
公告发布后，嘉麟杰的股价没有出现剧烈波动。
市场似乎已经消化了所有的坏消息。
但嘉麟杰真的能彻底切割与李兆廷的关系吗？
李兆廷虽未在公司任职，但仍是实际控制人。
随着实控人被刑拘，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否会发生变动？银行授信是否会受到影响？
客户和供应商的信心是否会动摇？
这些都是悬在这家“幸存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2026年2月13日的那则公告里，嘉麟杰反复强调“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但这种“正常”，能持续多久，没人知道。
再复盘李兆廷的整个人生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实业家”异化为“资本玩家”的曲线。
不禁令人唏嘘。
早期的李兆廷，确实是一个有技术、有追求的实业家。
从柴油机厂技术员到CRT装备大王，再到打破国外垄断的玻璃基板拓荒者，他抓住了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几次浪潮。
那些年，他是真的在搞技术、做产品。
那些年，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的不是荣誉证书，而是密密麻麻的图纸。
那些年，他最自豪的事情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我们的设备不比进口的差”。
然而，当企业做大、登陆资本市场之后，一切都变了。
做实业太苦了。
利润率太薄了。
玻璃基板虽然技术壁垒高，但重资产、长周期、回报慢。
一条生产线动辄投资数十亿，建设周期两三年，回本周期五六年。
而资本市场，来钱太快了。
相比之下，资本运作的诱惑太大了。
一次定增就能融资几十亿，一次股票质押就能套现数亿，一次并购就能让股价翻倍。这种“钱生钱”的快感，让李兆廷逐渐迷失了方向。
从2015年开始，李兆廷的角色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像一个工程师那样专注于技术和产品，而是更像一个资本猎手，穿梭于并购、重组、质押、融资之间。
产业变成了幌子，资本运作变成了本质。
他开始频繁出入各种资本论坛，和投行人士称兄道弟，和私募大佬觥筹交错。
他开始迷恋那些高大上的词汇：
“产融结合”、“生态圈”、“赋能”。
他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驾驭一切。
但有一个道理他忘了：
实业是根，资本是叶。
根扎得不够深，叶子长得再茂盛，一阵风来，也会被连根拔起。
李兆廷的发家史，本质上是一部杠杆史。
创业初期，靠的是个人才智的杠杆
——用技术撬动市场。
转型期，靠的是政策红利的杠杆
——用国家支持撬动产业升级。
上市后，靠的是股权融资的杠杆
——用资本市场撬动规模扩张。
扩张期，靠的是债务融资的杠杆
——用银行贷款撬动版图扩张。
当所有杠杆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在顺周期时，杠杆能放大收益。
2015年到2017年，东旭的资产规模翻了几番，营收从几十亿飙升至几百亿。
李兆廷志得意满，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但一旦遇到去杠杆、紧信用的宏观环境，杠杆就会变成致命的毒药。
2018年以后，国家开始推进金融去杠杆，资管新规出台，表外融资回表，银行信贷收紧。
东旭这种靠借新还旧维系资金链的企业，最先感受到寒意。
当融资渠道被堵死，债务到期无法偿还，李兆廷没有选择壮士断腕、出售资产自救，反而选择了最危险的路
——财务造假。
通过做假账维持股价、维持融资能力，企图用“时间换空间”，等待奇迹发生。
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只会让他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这是一个典型的“赌徒心理”：
已经输了，那就再赌一把。
再赌一把，也许能翻本。
但他忘了，赌桌上从来没有永远的赢家。
再插一句，“东旭系”的崩塌，公司治理上的问题就更多了。
在“三会一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形式之下，东旭集团实际上是李兆廷的“一言堂”。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
独立董事成了“花瓶”，每年开几次会，签几个字，领几十万年薪。
监事会主席是李兆廷的老部下，怎么可能去监督老板？
外部董事都是李兆廷请来的朋友，怎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
当大股东想要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时，内部控制的闸门一触即溃。
为什么财务公司能轻易挪用上市公司的钱？
因为财务公司的总经理是李兆廷的亲信，因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也是李兆廷的人，因为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
为什么高达数百亿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能够畅通无阻？
因为所有的审批流程都是走过场，所有的签字都是例行公事，所有的问题都被“老板说了算”四个字挡了回去。
根本原因在于，在李兆廷的体系里，上市公司不是独立的公众公司，而是他个人的“提款机”。
这种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的家长式管理，在顺境中效率极高
——决策快、执行快、扩张快。
但在逆境中，会将整个体系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没有纠错机制，没有制衡力量，没有人能拦住那个走向悬崖的人。
李兆廷的崛起，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
从借壳宝石A，到后来的国资接盘传闻，石家庄地方政府一度是李兆廷最坚定的支持者。
他头顶“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是河北省民营企业的标杆。
省领导视察东旭，市领导出席东旭的活动，都是常有的事。
然而，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
当企业顺风顺水时，政商亲如一家。
政府需要明星企业撑门面，企业需要政府支持谋发展。
但当企业遭遇危机时，政府的态度往往会从“扶持”转向“切割”。
当东旭的债务窟窿越来越大，财务造假丑闻曝光，地方政府面临的不再是如何救企业，而是如何化解风险、稳定就业、挽回国有资产损失。
当“标杆”变成了“毒瘤”，昔日的支持者也会变成问责者。
李兆廷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拘留，而非其发迹地之外的某个城市，这本身就是一个蹊跷的信号。
2026年2月13日，这个日子本身，似乎也蕴含着某种宿命的意味。
这一天，是正月廿六，春节的余韵尚未散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月里是不宜动“大事”的，但警方偏偏选择在这一天行动。
这一天，是星期五，周末即将到来。
选择在周五晚上发布公告，是上市公司处理负面消息的常见做法
——给市场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消化，避免周一开盘时过度反应。
这一天，距离2025年6月的天价罚单，过去了整整8个月。
8个月的时间，足够监管部门完成证据移交，足够公安机关完成立案侦查，足够走完从行政到刑事的全部程序。
这一天，距离东旭光电退市，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退市的公司，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李兆廷这个名字，依然牵动着无数投资者的神经。
这一天，距离2019年11月的债务违约，已经过去了6年多。
6年，对于一场漫长的调查来说，不算太长。
对于等待赔偿的投资者来说，也不算太短。
这个时间节点，仿佛是一盘棋局中的“收官”时刻。
所有的棋子都已落定，所有的胜负都已分明，只差最后一步
——把“将”拿掉。
2026年2月13日的那个夜晚，当手铐戴在61岁李兆廷手腕上时，他的脑海中或许会闪过许多画面。
他或许会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
——1997年，32岁的他辞去公职，在石家庄郊区租了一间平房，和妻子一起创办了东旭的前身。
那时的他，满怀激情，踌躇满志。
那时的他，踌躇满志，面对的是无限的未来。
他或许会想起2004年的那个秋天
——东旭成为国内最大的CRT设备制造商，他站在车间里，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那时的他，觉得自己真的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他或许会想起2011年的那个夏天
——东旭光电成功借壳上市，他在深交所敲响开市钟，钟声回荡在交易大厅，他的眼眶微微湿润。
那时的他，觉得自己已经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他或许会想起2019年的那个冬天
——债务违约爆发，投资者围在公司门口，举着横幅讨要说法。
他从后门悄悄离开，坐在车里，看着那些愤怒的面孔，心中第一次感到恐惧。
那时的他，已经隐约预感到今天的到来。
他或许会想起2025年的那个夏天
——收到5.9亿的罚单和终身禁入的处罚，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城市，久久不语。
那时的他，或许已经知道，这还不是终点。
但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东旭集团总部大楼，依旧冷得像一块冰。
大楼里的人们，或许正在忙着整理资料，配合调查，或是寻找新的工作。
嘉麟杰的公告，依然冷冰冰地挂在交易所的页面上，试图告诉外界“一切正常”。
石家庄的街头，红灯笼依旧高悬。
只不过，这座城市的“前首富”，已经从富豪榜的名单中消失，出现在警方的拘留通知书上。
现在很多实业家也还在这样走的么？
或许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