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论文发表中介电话总来自石家庄?讨厌透了!

（一）

“李老师好，最近有论文发表需要吗？”

电话那头，一个热情得仿佛老朋友般的声音响起。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来电归属——石家庄。这已经是本周第三个来自石家庄的陌生号码了。

开始几年，我还会礼貌地说一句“不需要”，然后挂断。后来电话越来越多，我便直接按掉。再后来，偶尔也会生出几分调侃的兴致——接了电话不说话，听对方在那头自顾自地热情推销，过了好一会儿，对方才悻悻地挂断。更多时候，我连电话都懒得接，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的“河北石家庄”闪烁，任由它响到自动挂断。

说实话，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对这种“精准骚扰”早已见怪不怪。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为什么这些论文中介的电话，几乎都来自石家庄？

（二）

后来，我看到央视等媒体对论文代写黑色产业链的深入调查，结合自己多年来的观察，我才渐渐看清了这背后的逻辑。

首先是地理之便。石家庄紧邻北京，而北京聚集着全国最多的学术期刊编辑部、高校与科研机构。论文中介的本质是在期刊编辑与投稿人之间充当掮客，石家庄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以较低成本与北京期刊编辑建立联系，获取所谓的“合作渠道”。这种“近水楼台”的优势，让石家庄成为论文中介创业的首选之地。

其次是产业聚集效应。论文中介在石家庄并非孤例，而是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代写到代发，从排版到伪造录用通知，从电话营销到网络删帖，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公司运作。这种聚集带来了分工细化与成本降低，也让更多人看到“商机”纷纷涌入。一个产业的自我强化，就此形成。

第三是监管的历史滞后。前些年，这些机构多以“文化传播公司”“广告公司”的名义合法注册，表面上从事正当业务，实则暗箱操作论文买卖。2017年震惊全国的“刘相君家族特大论文诈骗案”中，嫌疑人就曾公开叫嚣“背后有人，谁都动不了我”，受害者多次向当地警方报案却遭遇立案难。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早期监管的滞后客观上为一批中介提供了生存土壤。

最后是成本优势。相比北京，石家庄的办公租金、人力成本明显更低。论文中介依赖“人海战术”，需要大量业务员通过电话广撒网寻找客户。低成本意味着可以雇佣更多人员，进行规模化电话营销。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我们接到的骚扰电话如此之多——他们追求的是概率，打一百个电话，哪怕只有一个成交，也足够覆盖成本。

（三）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深知这些电话之所以“精准”，是因为我们的个人信息早已被买卖、被共享。但比个人信息泄露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

答案也许在于“唯论文”的评价体系。无论是高校教师还是临床医生，职称晋升都与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紧密挂钩。这种功利化导向，使得部分人在“发不出论文就出局”的压力下铤而走险。有需求，就有供给——论文中介正是在这片土壤上茁壮成长。

于是，便有了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荒诞：我在课堂上教导学生学术诚信，下了课却接到论文中介的电话，问我“需不需要代发核心期刊”。

（四）

如今，再看到石家庄的来电，我依然会挂断。但我明白，只要学术评价体系不改，只要核心期刊资源依旧稀缺，这些电话就不会消失。只是换个号码，换个公司名称，继续打来。

“李老师，好久不见”——其实我们从未见过，但这句开场白，倒是真实地映照着论文中介与学术圈之间，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熟悉”。

      作者：李名梁，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天津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商学院教授，湖北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伊犁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蒙古国立大学客座教授、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