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石家庄日报
读完刘世芬的散文集《一入烟萝》，就像推开一扇旧窗，风里裹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烟火气，还有一个女孩在书与生活的夹缝里，慢慢长出文学的根系，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茂盛地疯长，直至开花结果，一路芬芳。
书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细碎的、带着温度的记忆：物质匮乏的日子里，父亲在夜灯下教她背四角号码口诀，一本破旧字典成了叩开文学之门的钥匙；初到省城求学，第一次见到书店时的惊讶，像久旱的树苗撞见春雨……这些细节里，藏着一个普通人与文学的相遇，不是轰轰烈烈的一见钟情，而是在饥饿与迷惘中，本能地抓住文字这根稻草，慢慢把它长成支撑自己的树干。
刘世芬的写作，最动人的是她的“诚实”。她不回避自己的短板：时而涌起的非中文系出身的自卑感，遇到写作瓶颈时的沮丧，面对出版、发表时的焦虑，还有社交恐惧带来的阻碍。她甚至直白地说，自己无法“心如止水”，发表、获奖、排行榜这些世俗标准，一样会让她失落、不甘。可正是这份坦诚，让她的文字有了生活的底气，原来文学不是高不可攀的圣殿，而是普通人对抗生活的武器，是迷惘时的出口，是哪怕“地下”写作也要坚持的执念。
书里还有一条不言而喻的暗线，是受英国作家毛姆的影响。从最初读《月亮与六便士》的震撼，到收集九个版本的《毛姆传》，再到奔赴大溪地、英国、法国等地追寻毛姆的遗迹，毛姆像一个遥远的引路人，一路追随让她明白：写作不必完美，只要有独特的个性，就能在文字里留下痕迹。而她自己的写作，也像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在现实的“六便士”里，固执地抬头仰望“月亮”——哪怕要付出降薪的代价，要避开仕途的纷扰，要较量人性的阴暗，也不愿让文字沦为工具，只想“我笔写我心”。
刘世芬的文字深得毛姆神韵：以平实笔触藏千锤百炼技法，像毛姆般善用在场感叙事，或借鲜活细节勾勒人物，或用冷冽洞察剥离表象。她不堆砌华丽辞藻，却能以精准白描与巧妙叙事抓住核心，如同毛姆般既是冷静的人性观察者，又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者，字里行间透着洗练通透的质感与直击人心的力量。
在《一入烟萝》开篇《时间海》里她写道：“自从参加工作，我随身的包包里都装有一个小小笔记本，尺寸为64开，封面各异，粗略统计已用过上百个，塞满一个大大的抽屉，数度搬家，不曾丢弃。手机‘智能’之前，这样的笔记本须臾不离，无论走到哪里，灵感闪光的刹那，将小小‘火花’随手记录；读到好的字句，也抄在本子上。这个本子极具私密性，不必担心字体不美观。这样的本子，过上几年，拿出来翻翻，彼时彼地的情景立即跳到眼前。异样的亲切，如同另一个自己。”读过这段话，我不由得眼角濡湿：这就是曾经的我啊！
还有结尾——“中文，仅仅两个字，已经魅惑无垠。尤其是，你爱的是文学，那就旋即生出太多幻梦与憧憬。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专业能比中文系更显得勃勃生机而富有诗意了，每天浸润书香，满眼诗情画意，还没走出校门就清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读文学作品再也不惧被指‘不务正业’，再无须偷偷地掩在文件下，藏在抽屉里，而是堂而皇之地广而告之——我在读书！每想到这些，心都酥了。”这些话语让热爱写作的人们顿时心生同感，对文学创作的珍视、厚爱是渗透在骨子里的，在作家的每一篇文章里都能感觉到。
为了接近甚至实现久久盘踞于心底的中文系梦想，刘世芬曾试着做过多种努力。比如刚参加工作时买过成套的中文系教材自学。一起分配来的同学都是手捧专业书籍解决技术难题，而她的包里随身装着的却是中文教材，刘世芬在工作与文学中纠结，在理想和稻粱中选择文学！
一入烟萝，彳亍而行，四十年的写作路，刘世芬走得不算顺遂，却走得坚定。她写生命中的爱与成长，写阅读与行走的沉淀，写从纺织技术人员到党校教师再到作家的蜕变，每一笔都带着生活的重量。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个人在文字里扎根的模样：从字典里的铅字，到报纸上的豆腐块，再到一本本散文集，她把对文学的痴迷，织锦在生命的衣裙里。
她在代后记里写道：“转过身，痴迷癫狂间，不写才会死。”原来烟萝深处，不是困住人生的迷雾，而是文学的灯火——只要笔还在，心就有归处，人生就有了穿越迷惘的勇气。这或许就是《一入烟萝》最动人之处，无论生活多贫瘠，前路多坎坷，只要还有文字可依，就能在烟萝深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开满繁花的路。
刘世芬：笔名水云媒，河北献县韩村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毛姆：一只贴满标签的旅行箱》《毛姆VS康德：两杯烈酒》《看不够的<红楼梦>，品不完的众人生》等多部，多篇作品被转载、入选全国各类文学选本、年选、排行榜，并被应用于各地中高考阅读理解及公务员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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