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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石家庄车辆段的日子(二)

2026-06-10 05:01:13

我在石家庄车辆段的日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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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石家庄车辆段的日子（二）

——办公室工作推动了我进步

王庆刚

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发展，1月19日以中发（1977）1号文件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并先后于4月20日在大庆开幕、5月13日在北京闭幕。

会议再次号召全国工业战线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重点在于整顿企业和企业领导班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生产秩序。铁路作为特大型央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立见行动。

我们石家庄车辆段于1977年4月份也成立了“学大庆办公室”，我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库检车间石家庄至秦皇岛乘务组被抽调到段“工业学大庆办公室”驻勤的。

段“学大庆办公室”设在行政（即段长）办公室。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是崔墉，王连印是副主任。因为崔墉被调到段上抓落实政策工作去了，所以办公室的工作由王连印代理主持，也同时兼管“学大庆办公室”的工作。全段“工业学大庆”工作由革委会副主任李剑苍负责。我直接归属王连印主任领导。

王连印主任是一个工作狂，热情饱满，积极肯干，不仅领导全室工作、高标准要求每个人，而且身先士卒、自觉𠄘担起写作全段计划、总结和经验材料的责任。

在王连印主任的领导下，我在“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并宣传大庆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基本经验；二是收集写作全段运输生产中的典型事例、弘扬先进。

这也是我深入学习大庆经验和全面了解段上生产业务的过程——大庆的经验有上级发下来材料，我学习刻蜡版，印发到全段各车间班组；对于段上运输生产的好人好事，我则通过两个渠道了解:一方面经常询问段上的调度室，他们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掌握着段上运输生产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我还直接与各车间值班员电话联系，随时了解生产的动态进展。

许多值班员虽然没有见过面，但电话里已经都是“老熟人”了。对于段内日勤车间，我坚持不定期地找他们的主任书记或者调度去询问。我将了解上来的情况写成简报、经王连印主任修改定稿、批准打印。

半年多时间写了68期，创历史上数量最多，为此还引起打字员齐润发经常抱怨、发牢骚。在学大庆工作上，我尽职尽责、卓有成效。

除此之外，我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做点拾遗补缺的事儿，尤其是室内打开水、搞卫生的杂务和力气活，作为年轻人我处处都抢着干，与室内师傅相处得都十分融洽。

期间，我十分庆幸得到了一个学习好机会——因为“工业学大庆”是中央的部署，不仅是基层单位在努力，铁道部也行动起来了:带队到石家庄铁路分局的是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李震，而到我们车辆段的则是原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人民铁道》报总编于亭等一行四、五个人，他们住在分局招待所，来回都是步行（单程就要40多分钟），从不坐汽车。

中午在我段职工食堂就餐，和职工一样排队，不摆架子、不搞特殊。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在职工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上级领导深入基层，也带动了段上干部们思想作风的转变。来我们段指导学大庆工作的铁道部几位领导都是政工干部、对车辆业务不太熟悉。于是他们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总结车辆段的先进经验、以点带面促进全段工作。

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陆续挖掘和整理出一系列集体和个人的好做法，这包括：

库检车间抓队伍、促安全的做法；中列检丙班二组严管理、保畅通的做法；

库检石秦二组立足大局提质量、全心全意为旅客的经验；

修配车间利材组艰苦奋斗、修旧利废的经验；

保定列检检车员赵建瑞详检细修摸规律、长期保证行车安全的经验；邯郸列检所油线室工长刘荣明带病工作出全勤、严格要求做贡献的做法；

库检车间老职工陈立元身残志坚干革命的经验；

货修车间电焊工刻苦钻研技术、不怕苦累干在前的修车场上好青年高金海的先进事迹……等各类先进典型。

（示意图片）

部工作组帮助深入挖掘、核准事实、提升认知。在段上人员写完之后，他们指导修改，有的甚至亲自动手。

通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写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材料。我也参加了那次写作，在铁道部这些高手们的调教下，我自觉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此基础上，段党委经过认真研究树立了十二面红旗、总结推广了“六种精神”（即“缝缝补补”、“沙里澄金”、“泥里炼油”、“一把大锤闹革命”、“棚子底下搞节约”等）。

这些先进经验涉及面广、精神境界高、很有普遍指导意义。紧密联系实际，有力地推动了学大庆活动的深入开展。

1978年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的于亭同志，仍然念念不忘我段修配车间修旧利废的好经验，先后派出《人民铁道》报记者王巨秀、记者部钱主任、总编办主任金凤亭和高级记者雷风行等多次来段深入采访，我协助采访工作并分工撰写部分内容。

最后雷风行几易其稿，在于亭主编的亲自指导下，一篇题为《谁说鸭子不能下鹅蛋》的长篇通讯在《人民铁道》头版刊发，并配以评论员文章，从此，石家庄车辆段修旧利废的经验在全路叫响了。

尽管在“学大庆办公室”我努力工作、开阔视野、学到很多东西，但仍属驻勤人员，自己心里想着:这也不是长事，如果继续这样待下去、把专业知识丟了，年龄大了仍然不能在本职工作上独挡一面可就残了。

为此，我曾向段领导提出回班组工作的请求，后来办公室领导郑重找我谈话，不仅肯定了我的成绩，还破例推举我为段级先进职工（按说驻勤人员的人事关系在车间、是不能参加所在股室评先的）。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转年我即被提拔为办公室的管理员。当时我对提干根本没抱什么希望——不仅因为我参加工作时间短，而且一些比我驻勤时间长的同志都还没有提干，我觉得自己差得很远、不可能提到我。更重要的是，提干不仅需要段党委同意，还要呈报分局政治部部务会议批准。

对于“管理员”这一职名我也不清楚，还悄悄地向室内的同事打听呢。当我接到1978年2月18日石辆党干（45号）的任职令（同时党委书记狄青林还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后还一脸懵懂:在我既没有后门、又没有请客送礼的情况下，竟然能够从工人提拔为干部，在当时仍有“左”倾思想影响的时候，可见段党委思想的解放、任人唯贤和段上风气的纯正。

被提干之后，我就不再是“学大庆办公室”的驻勤人员、而成了段办公室的一名正式在编成员了。办公室虽然人数不多，但所分管的事情比较繁杂，包括:户籍管理、民事调解，计划总结、文档管理，办公用品、公章免票，文件收发、打字印刷，服务领导（段长、副段长，当时还叫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上传下达，以及生产材料（后来划归到材料室了）等三十多项，可以说是行政方面的“不管部”。

我既为其中一员，就不能只管写发简报了。所以在我继续原来工作基础上，主任又给我增加了三项任务:植树造林、爱国卫生和计划生育。

按照领导的要求，我尽快在其他同事手中接下了这几项工作，并在熟悉过程中认真去做。我妥善安排时间，春天抓植树，到铁路分局林场预定树苗，组织各车间人员在段上和车间的空置土地上栽种，制定责任制，加强日常管理，上级没有指标就自定标准，向着好的方面尽力去做。

（示意图片）

春秋季抓爱国卫生，在落实制度、抓紧日常清扫前提下，根据季节特点，突运垃圾、消灭死角，保证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洁净。并且把大量精力投放到计划生育工作上:针对我们段女职工少（全段只有50多名）、男职工多且农村住家较多（50%以上）的情况，坚持“抓男带女有侧重，把握关键做服务”的指导思想，通过车间班组弄清底数、宣传到人，节假日和休大班前及时发放避孕用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我还协助分局计生办筹办全分局年度例会、代分局领导写大会报告，参加街道活动并介绍经验，从而使车辆段被树为分局的红旗单位并获得北京路局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还积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刚刚分到段上即写了入党申请书，而且定期（包括驻勤期间）向党组织进行思想汇报。在机关党支部书记东群书（人事主任兼），以及介绍人（办公室王连印主任和同室张尚静师傅）的热情帮助下，经过内查外调、严格政审（我们支部的张孟麟和张尚静两位师傅，曾去我们老家调查四五天），于1979年2月7日党支部大会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入党后，加上自己的写作特长，恰好这个时候段政治处那儿缺人（原来在工人理论组时，政治处领导对我印象就挺好），于是经过段党委研究，1979年6月就以石辆党干【79】42号的人事令，调我去段政治处做宣传干事了。

从办公室管理员到政治处干事，虽然同属干事级的一般干部，但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体制下，也是党委反复筛选后的重用了。

就这样，从1977年4月去段办公室驻勤，到1979年6月调政治处工作，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就跨越了提干、入党两大步。可以说，段长办公室是我人生进步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十分感恩党组织和师傅们教育帮助的同时，我满怀信心地向往着新岗位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