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石家庄从一个冀中村落迅速崛起为华北交通枢纽，京汉、正太两条铁路在此交汇，不仅改写了城市的命运，更催生了一批兴盛一时的特色商贸产业。猪鬃，这看似不起眼的“农家副产品”，凭借其坚韧耐磨、吸附性强的独特属性，成为近代工业与军事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而石家庄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华北猪鬃贸易的重要集散与加工中心，演绎出一段“黑色黄金”在铁轨间流转的商业传奇。
一、枢纽赋能：铁路催生的猪鬃贸易热土
石家庄猪鬃生意的兴起，首先得益于其无可替代的交通区位优势。晚清以降，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使这座原本依附于正定府的小村落，一跃成为连接华北、西北与中原的交通要冲。民国初年，石家庄虽非法定开商埠，却因铁路带来的物流便利，吸引了英、法、日等国商人纷纷涉足，成为隐秘的外贸中转枢纽。猪鬃作为当时国际市场紧俏的工业原料，其采集分散于广大农村，加工销售则需要高效的运输网络支撑，石家庄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冀中平原历来是传统农业产区，家庭养猪业在民国时期日渐普及，为猪鬃贸易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基础。石家庄周边的正定、获鹿、灵寿等县的农户，在杀猪后将猪鬃收集起来，经过简单的分拣、晾晒，再通过乡间集市汇集到石家庄。铁路的开通使这些分散的原料得以快速集中，而从石家庄出发，向北可经京汉铁路直达天津港出口海外，向西经正太铁路深入山西腹地采购原料，向南则能辐射河南、山东等产区，便捷的交通网络大幅降低了贸易成本，让石家庄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皮毛集散中心，成为华北猪鬃流通的核心节点。
与此同时，民国初年的税收政策也为石家庄猪鬃贸易提供了发展空间。根据近代不平等条约，洋商缴纳2.5%的子口税后即可免厘通行全国，虽不能在非开商埠的石家庄直接设栈，但可通过雇用华商买办开展业务。这种特殊的商贸环境，让石家庄成为洋商深入内地采购土产的“桥头堡”，猪鬃作为高价值的出口商品，自然成为洋商重点收购的对象，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贸易市场。
二、商帮云集：华洋交织的贸易网络
民国时期的石家庄猪鬃市场，是华洋商人与买办阶层共同构建的复杂贸易网络。英商、日商等外国洋行，通过在天津设立总行，派遣买办携带津海关开具的三联单前往石家庄采买猪鬃，同时收购棉绒、山羊绒等其他土产。这些买办熟悉本地市场与乡土人情，一边与洋行签订收购协议，一边深入乡间集市与农户、本地商贩打交道，成为连接国际市场与内地原料产地的关键纽带。
本地华商在猪鬃贸易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石家庄“非开商埠”的限制，洋商不得直接设栈经营，许多华商便趁机创办字号，或代理洋商收购，或自行收购加工后转售给天津的洋行。这些华商大多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前店负责收购原料、接洽生意，后厂则进行猪鬃的分拣、清洗、梳理、捆扎等初加工。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石家庄仅鬃毛相关的作坊就发展到28家，年产量达12万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产业集群。
贸易网络的构建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延伸，更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在收购环节，有专门奔走于城乡之间的“跑街”商贩，他们熟悉各村镇的原料产量，常年驻守乡间收购；在加工环节，作坊工人将收购来的猪鬃按粗细、长短、色泽分类，去除杂质后捆扎成标准的“鬃把”，优质猪鬃用于制作高档毛刷、毛笔，次级猪鬃则用于工业刷、油漆刷；在销售环节，除了供应出口，部分加工后的猪鬃还销往国内各地，满足近代工业发展的需求。这种精细化的分工，使石家庄的猪鬃贸易从简单的原料倒卖，逐渐向加工增值方向发展，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商在石家庄猪鬃市场中表现活跃。日本财团通过买办大量采买猪鬃等货物。日商凭借资本优势，往往采取批量采购、压低价格的策略，与英商及本地华商形成竞争态势，而这种华洋之间、外商之间的竞争，也推动了石家庄猪鬃贸易的规范化与规模化。
三、风雨飘摇：战争阴影下的产业沉浮
民国时期的石家庄猪鬃生意，始终在时局动荡与战争阴影中艰难求生，经历了繁荣与萧条的多次更迭。20世纪20年代初，华北猪鬃业初具规模，成为天津港出口的代表性物资，石家庄作为重要集散中心，生意一度十分兴隆，鬃毛业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好景不长，1937年日军侵入石家庄后，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猪鬃作为战略物资被日伪政权强制掠夺，许多华商作坊被强征或倒闭，从业者流离失所，产业陷入萧条凋敝的境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实施经济封锁，石家庄的猪鬃成品出口量大幅下跌，原本依托国际市场的贸易链条断裂。日伪政权为满足战争需求，对猪鬃实行严格的管制与配给，强制农户将猪鬃上交，再由指定机构统一加工运往前线，用于制作军用毛刷、器械保养工具等，民间贸易几乎完全停滞。这一时期，石家庄的猪鬃作坊大多转为替日伪政权加工，失去了经营自主权，产业发展遭受重创。
抗日战争胜利后，石家庄猪鬃业迎来短暂的复苏。国民政府对美出口猪鬃实行优惠政策，将国内猪鬃的收购和运销统一交由贸易委员会的富华贸易公司办理，积压的大量存货得以通过天津港出口，华北猪鬃产业进入快速出口期，石家庄作为原料集散中心，生意再度回暖。但好景不长，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统区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加剧，加上天津港的贸易秩序混乱，石家庄的猪鬃贸易再度陷于停顿之中。
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扶植鬃毛业，将分散的个体从业户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走上规模发展的道路，产业秩序逐渐恢复，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历史回响：小鬃毛里的城市记忆
民国石家庄的猪鬃生意，不仅是一段商业传奇，更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记忆。这些看似普通的黑色鬃毛，从农户的柴房走向国际市场，从简单的农家副产品变为战略物资，见证了石家庄从村落到工业城市的蜕变，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图景——外资渗透与民族资本的抗争、交通发展与城市崛起的互动、战争动荡与民生存续的挣扎，都在猪鬃贸易的兴衰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猪鬃产业的发展，也为石家庄留下了深远的产业根基。如今灵寿县的盛华鬃毛厂、金鬃源鬃毛加工厂等企业，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民国时期的小手工作坊，传承了猪鬃加工的传统技艺，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正太饭店、老火车站周边的历史街区，曾是当年猪鬃商贩、买办、洋商汇集之地，那些留存至今的老建筑，默默诉说着当年“黑色黄金”贸易的繁华景象。
从民国年间的华洋云集到如今的产业传承，石家庄的猪鬃生意跨越了近百年的风雨。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一个城市凭借交通优势崛起的可能性，更揭示了近代中国民族产业在时代浪潮中顽强求生的韧性。那些在铁轨间流转的猪鬃，不仅承载着商人的财富梦想，更记录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跋涉，成为石家庄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