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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47年的战国舞台,《资治通鉴》上就只记了一件事:“赵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短短十个字,却是赵国持续多年的宗室内斗的延续,这就像一根扎在赵国身上的刺,拔不掉还越扎越深,而隔壁的秦国正借着商鞅变法的东风稳步走强,秦赵之间的差距,就在这“一乱一治”里被越拉越大。
这件事看上去似乎只是一次失败的叛乱,实际上却是赵国前350年夺嫡闹剧的“后遗症”。前351年赵成侯去世,公子绁和太子争位,最后公子绁战败逃去韩国,太子虽然坐稳了王位,却没彻底压服赵国的宗室势力。公子范敢直接攻打国都邯郸,摆明了是宗室里的反对势力还不死心,想借着内部的混乱抢夺权位——这就像职场里的公司,前老板刚走,内部派系就为了抢位置反复内斗,甚至有人直接冲去总部闹事,把公司的精力全耗在了内耗上。
而公子范的失败身死,也没让赵国的内斗消停。邯郸是赵国的政治核心,公子范敢率军攻打,说明赵国的宗室势力已经嚣张到敢直接挑战君权的地步,哪怕叛乱被平定了,王室和宗室之间的裂痕也无法弥合。更要命的是,赵国身处齐、魏、秦、匈奴的夹缝中,是典型的“四面受敌”,本该凝心聚力搞国防、抓发展,结果却陷在宗室争权的泥潭里:军队要防着内部叛乱,国库的资源要耗在平叛上,连对外的外交策略都因为内部派系纷争变得摇摆不定。
反观此时的秦国,商鞅变法已经进入深水区:前348年刚推出“计亩为赋”的财税改革,把土地和赋税绑定,国库收入稳步增长;中央集权的县制也已落地,地方上再也没有像赵国宗室这样能挑战王权的势力。秦国就像一家目标明确的创业公司,所有人都朝着“东出争霸”的方向使劲,而赵国则像一家内斗不断的老牌企业,高层忙着抢位置,基层的业务早就停滞不前。
司马光只用十个字记录了这件事,却暗藏着他对“国乱之源”的看法: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不是从外部的强敌入侵开始,而是从内部的权力纷争起步。赵国的宗室内斗,就像不断啃食国家根基的蛀虫,哪怕这次公子范的叛乱被平定,后续还会有其他宗室势力跳出来争权,而秦国的稳定改革,恰恰是抓住了“内部安定”的核心。这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不管是国家还是职场,内部的团结永远比什么都重要。赵国的例子就摆在这儿,内斗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弱,最后只能看着竞争对手一步步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