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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邯郸|《庄子》:从邯郸学步到天子之剑

2026-02-05 04:18:55

《庄子》：从邯郸学步到天子之剑

@刘大胜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地人，大概与孟子、屈原同时代，但三人没有生活或者思想交集。庄子曾做过一个叫“漆园吏”的小官，到底是守漆树园子的看门大爷还是另有所职已不可考，后来再也没有出仕的记录。他曾前往大梁看望当魏相的好朋友惠施，但惠施担心他抢自己的位置，让人在城内搜捕他。庄子对惠施说，南方有一种大鸟，不是梧桐树不栖，不是甘泉水不饮。猫头鹰逮了一只死耗子，见大鸟从面前经过，龇牙咧嘴吓唬它，生怕它抢了自己的死耗子。你是拿你的大梁国来吓唬我吗？由此可见庄子的清高本性以及对出仕做官的态度。

庄子安于贫贱，曾经找监河侯赊贷粟米，也曾穿着破洞的粗布衣服，趿拉着麻鞋去见魏王。他无意将自己的学说贩卖给世界，能叫得上名字的门徒只有一个叫蔺且的人且身世全不可考，不像孔子有三千门徒，孟子周游列国有数百人的车队跟随。

除了濮水垂钓、濠梁观鱼，偶尔出门会友，庄子的大部分时光，便是著书。据说《庄子》原有五十余篇，经郭象删定为今天的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学界一般认为，《庄子》内篇七篇以及外篇的个别篇章由庄子本人所著，杂篇及大部分外篇由庄生后学所著，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庄子思想。

庄周故里多有争议，但基本就在皖北、豫南一带，现在安徽蒙城县有庄子祠，河南民权县有庄子故里，或牵强或附会，都在构建这位哲人的精神故乡。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好静不好动，去大梁看望惠施是为数不多的出行记录。

庄子所处的时代，邯郸作为大国之都，商贾云集，风华鼎盛。庄子大概率没有到过赵国，体验这番繁华景象，但并不妨碍邯郸在他的笔下占据一席之地。

二

《庄子》全书，直接提到“邯郸”二字，只有两次，都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就是这两句话，形成了邯郸城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符号。

第一个“邯郸”，出自《胠箧》篇，“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庄子为了阐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道理，举了这样几个表述因果关系的例子。唇亡齿寒是很直接的因果关系。春秋时虞虢两国紧密相邻，算是唇齿相依，一国灭亡，另一国也命不久矣。后来晋献公假道灭虢，证明了这个道理。

“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因果关系拐的弯儿比较大，没那么明晰。清人郭庆藩说，这八个字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楚宣王朝会诸侯，鲁恭公来得晚，带的酒口味还淡，不好喝。宣王很生气，就要羞辱恭公。恭公也很生气，我鲁国乃周公之后，诸侯之长。我碍于情面过来给你送酒，就已经很臊得慌了，还说我无礼，你才无礼呢！说完不辞而别。宣王更加生气，于是发兵攻打鲁国。梁惠王一直想攻打赵国，但一直担心楚国救援赵国。眼见着楚鲁开展，楚国腾不开手脚，马上派兵围攻邯郸。

第二种说法，事情的原由差不多，还是楚宣王朝会诸侯，鲁国和赵国的使者都给楚王献酒。鲁国的酒味道寡淡，赵国的酒味道醇厚，楚国主酒的官吏就让赵国使者多分他一点酒喝。估计赵使带的酒也不甚多，没答应这个无理要求；楚吏便将鲁赵两国的酒掉了包。楚王喝了之后，认为赵国没有把最好的酒拿出来，实乃对自己的大不敬，便派兵围攻邯郸城。

邯郸酿酒历史源远流长，赵王城遗址、邺城遗址都曾出土战国至南北朝的酒器如尊、罍、杯等，峰峰矿区也有汉代的酿酒作坊遗迹，李白“醉骑白花马，西走邯郸城”的诗句更是脍炙人口。

而邯郸送给楚王的这一杯酒，喝下去却满是机心乱世的滋味。一场基于调包与诬告的误会，竟酿成兵临城下的临头国难。庄子冷眼旁观，以此为例，揭示世间所谓是非、祸福的链条是何等的脆弱又无厘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愤怒的缘起，或许只是一杯酒的醇薄，想来也真是荒诞。

实际上庄子真正想说的是第三句话，“圣人生而大盗起”。这句话蕴藏的因果关系较之鲁酒赵酒之说更为艰深。为什么这么说？庄子先拿出了结论，——这个结论也是一种公认的现实，“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庄子开始了釜底抽薪式的论辩之旅。问题在于因为大家都崇信圣人，认为仁义礼法可以治天下。但仁义礼法对老百姓好使，在真正的大盗那里，他们以魔法打败魔法，仁义礼法成了他们稳固、保守自己攫取的利益的手段，还反过来使之继续成为绑架老百姓的工具，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这个社会干脆别要这些东西，也没有鼓吹这些东西的圣人，所有的人都“绝圣弃智”，那些窃国的大盗们没了依赖路径，也没了争抢的动力，天下也就此大治了。你可以说这是歪理邪说、强词夺理，但想想庄子所生活的那个礼崩乐坏、随时开战的时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邯郸”，出自《秋水》篇，“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邯郸学步”一语便典出于此。这句话出自魏公子牟之口，不是庄子说的。魏牟算是庄生后学，魏国宗亲，封于中山，也叫中山公子牟。魏牟与公孙龙谈论庄子之学，赞颂庄子高远通达，认为公孙龙的治学方法不足以全面了解庄子，同时也在规劝公孙龙不要亦步亦趋，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为《庄子》一书作疏的唐人成玄英说，“赵都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国少年远来学步。既乖本性，未得赵国之能；舍己效人，更失寿陵之故。”意思是，赵国的都城邯郸，当地人以优美的步态闻名，因此燕国寿陵的少年远道而来学习走路。结果呢，燕国少年违背了自己的本性，没能掌握赵国人走路的技巧，还因为抛弃自我，连原来的走路姿态也忘掉了。

魏牟和公孙龙，有点像庄子和惠施的关系，都是相爱相杀的朋友与辩友。公孙龙和惠施属于名家，道家历来喜欢拉名家来当靶子。现在我们看到的名家的学术观点，基本都藏在道家典籍里。公孙龙是赵人，所以魏牟举了一个赵国的例子。大概在当时，邯郸学步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所以魏牟并没有对此多加解释，只是在论证过程中信手拈来，裁而用之。值得一提的是，“井底之蛙”一语同出此处，也是魏牟讽刺公孙龙的用词。

虽然这个故事出自魏牟之口，但其讽刺之精巧，较之庄子亦未稍减。赵人的步，是赵地风土、历史、性情自然流露的“真”；寿陵少年之失，是舍弃本真、东施效颦的“伪”。而当一座城市的风尚成为被机械模仿的对象时，它本身也成了失去步伐的共谋。抬头看看今天的世界，万千心灵在流量范式的裹挟中踉跄追随，满眼都是对流行与成功模板的机械复刻，对自身文化基因与精神步态的悄然遗忘，这又何尝不是新的邯郸学步呢！

三

《庄子》中关于赵国的直接描述，还有另一重光影，那便是剑的光芒。

《说剑》篇中，庄子被太子悝请去劝谏“好剑”的赵文王。赵文王即赵惠文王，名何，赵武灵王之子。就是在他的任上赵国得到了和氏璧，引起了后来完璧归赵等一系列故事。

文王用养蛊的方式豢养了三千剑士，“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庄子一袭剑士打扮，到了文王面前，号称自己的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并约定七日后与文王的剑士比斗。

文王相当重视这次比试，让剑士们相互残杀了七天，死了六七十人，最后将剩下的剑术最高超的五六个人带到了大殿之前。

而庄子哪儿会耍剑呢？他最锋利的武器是他的思想和舌头。

文王问，先生是用长剑还是短剑？

庄子道，我有三把剑，比试之前可以亮给您看看。第一把剑，乃天子之剑；第二把剑，乃诸侯之剑；第三把剑，乃庶人之剑。

文王问，什么是天子之剑？

庄子道，天子之剑，把燕国当作剑锋，把齐国当作剑刃，把晋卫当作剑背，把周宋当作剑环，把韩魏当作剑把，把渤海和常山当作带穗。这种剑上能劈浮云，下能斩大地。这，就是天子之剑！

响鼓不用重锤。听完这段话，文王就知道庄子的来意了。庄子这段话，是站在赵国国君的立场上说的。对于国君来说，真正的击剑，从来都不应该如斗鸡一般“上斩颈领，下决肝肺”。真正的天子之剑，以天下为锋，以四时为柄，制以五行，开以阴阳，此剑一用，可匡诸侯，服天下。

哪个君王不渴望一统天下？他们在无尽的征伐中，或热血沸腾，或颓废潦倒，或重整旗鼓，或功败垂成。他们内心深处真正需要的，只是一粒火种，将冷却的霸业雄心，再度点燃成燎原之势。

《说剑》将游说对象安排在赵惠文王身上，大概是有深意的。史称他“有古贤君之风”，善于用人纳谏。文王之前，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使赵国崛起为军事强国。即位后，他联合燕秦等国发动五国伐齐，在阏与之战中大破秦军，还重用蔺相如、虞卿等文臣，使赵国国力达至鼎盛，成为唯一能与秦抗衡的东方强国。但其晚年接受韩上党郡献地，为长平惨败，四十余万赵军被坑杀埋下隐患，所以王夫之说他“矜小胜而忘大患”。赵国以武立国，剑是尚武精神的象征。《说剑》中的庄子试图以“道”的至高之剑，化解“术”的杀戮之剑，也是道家哲学在现实政治层面一次极具张力的寓言式介入。

听人劝，吃饱饭。在庄子又论述了一番诸侯之剑、庶人之剑后，文王心悦诚服，拉着庄子的手走上大殿，共进晚餐。

四

一部《庄子》，其学渊深似海，其笔汪洋恣肆，独成超然的精神宇宙。明人金圣叹感叹道，“庄子之文，如空中云霞，变幻无穷；如海上蜃楼，顷刻异状。从来文人之笔，无有若其奇者。”近人闻一多先生也曾谈到，“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

《庄子》中的外、杂各篇，在内容与精神上多少都能找到与内七篇相互关联的地方。唯独《说剑》一篇，在全部三十三篇中孤立无援，找不到这样的联系。从表达主旨上来说，《说剑》既没有《齐物论》那般深究万物齐一的哲学根基，也没有《养生主》贴近生命的幽微体验，更没有《逍遥游》展现恢弘无碍的精神气象，所以后人对其评价普遍不高。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认为其语言风格与内篇的深邃玄妙大相径庭。与苏轼同时代的吕惠卿也说，“庄子之制行，愿曳尾于涂中，而不为大庙牺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则说剑实所未闻。”

吕说中“曳尾涂泥”的典故出自《庄子·秋水》。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讲过这个故事，只是情节大同小异。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让使者带着厚礼找到庄子，请他担任楚相。

庄子正在濮水钓鱼。他对使者说，听说楚国有一个神龟，已经死三千年了，楚王把它珍藏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乌龟，“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它是愿意死了之后留下躯壳以显尊贵呢，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行呢？

两位使者很诚恳，“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说，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根据《史记·赵世家》中“惠文二十二年置公子丹为太子”的记录推算，此时庄子大概已经年过八旬，不可能远道来赵，以见赵文王论剑。所以有人认为《说剑》可能出自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或纵横家之手，掺杂了战国策士的游说权谋思想，如今人钟泰所言，“此文与《战国策》之文绝似，其为后出无疑。”

想来也令人感慨。多年之后，“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的庄子，硬是被门人后学拉到赵国的舞台，与赵王合作演出一场“死为留骨而贵”的戏码。如果庄子地下有知，一定会奋力推开棺材板，对这些夹带私活的徒弟们破口大骂吧！

2026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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