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的原因，主要是京津冀复杂而易变的行政区划调整。近代以后，北京地位的提高，已经不适合再成为河北省的省会，而河北省希望有一个分量十足的城市，能够引领京畿之地的发展。当时京津冀的经济布局、产业实力集中于天津，于是河北省的愿望是将省会设在天津。
然而，愿望虽美好，现实却很骨感。天津能否成为河北省省会，河北省说了不算，而取决于其是否是直辖市的地位。这种地位的每次变化，相应带来省会的又一次变迁。1930年11月，天津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河北省省会由北平迁到天津；1935年，天津市又成为直辖市，河北省省会回到保定。这种变动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省会先是确定在保定；1958年，天津成为省辖市，省会再到天津；1966年，天津又成为直辖市，省会再到保定。但并没有至此画上句号。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场大的动乱，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河北省的省会再次出现历史性的变动，也带来了石家庄中心城市地位的又一次提升。
1968年1月29日，在“文化大革命”武斗(各派群众组织武力争斗)的枪炮声中，河北省的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①
与往次变迁不同，这次河北省会的变动，是一次完全没有计划的、仓促的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搬来的人和接受搬家的人，即新移民和原住民都没有什么思想准备。
背后的故事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华北各省、市、区，都已经完成了对旧的党委、政府的“夺权”，即由自发的群众组织(所谓的造反派)代替合法的党政机关行使权力(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成立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唯独环京津的河北省还是空白。原因是，老省会保定的武斗迟迟不能停歇，偌大的城市，居然没有省府的立足之地，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
在畿辅之地、向来不甘落后于人的河北省颇为无奈，河北省革委会筹备领导机构，便把目光投向了石家庄。他们看中的是，这座解放最早的城市，群众基础好，工人阶级力量强大，在经过动乱之后，很快平稳下来，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特别是有包容心理，不排斥外来人，而且，地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这一切，更适合当一个省会。于是，提出请示将省会迁往石家庄。在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之后，实现了这次搬迁。
其中，还有一段小的插曲。当时每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人民日报》都要发表一篇祝贺的社论。比如，天津市成立革委会的社论题目是《海河两岸尽朝晖》，山西省成立革委会的社论题目是《三晋大地响春雷》，充满了那个年代的色彩。对河北省成立革委会的社论题目是《华北山河一片红》，取意是整个华北都成立了革委会，题文倒也贴切。
仓促变为省会的石家庄，开始并没有什么感觉，社会照常运转，人们照样生活，甚至认为是你们愿意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身边的变化。那就是，不管愿意不愿意，这座城市成了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中心，人口大量增加，机关学校多了，南来北往的人多了，各种会议、文体活动多了。城市面貌不断变化，高楼大厦多了，火车的班次增加了，公共汽车多了，城市的面貌更加大气了。
作为省会，这座城市开始与国家机关、各大部委直接联系，中央和国内许多城市，在关注河北发展的同时，开始关注石家庄的发展，甚至国外的目光也加入进来。高鼻子、蓝眼睛、肤色各异的外国人，经常进进出出。这一切，都使这个区域性的城市，一跃成为京畿大省的中枢、几千万人口大省对外形象的代表者，城市的地位、功能和影响力都有了提升，甚至连人的精气神、城市气质都潜移默化，有了新变化。
多年后，人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开玩笑地说，保定在不经意中丢掉了个省会，失去了难得的优势；石家庄在不知不觉中“捡”了个省会，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其实，历史眷顾这座城市，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仿佛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缺憾，完成当年未完成的蓝图。有一段故事，鲜为人知。
20世纪50年代，石家庄就曾被规划为省会，但阴差阳错没有实现。如前所述，石家庄以它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历史积淀，做一个省会是完全够格的。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省会确定在保定，但省政府并没有搞大规模的建设，原因是一直在考虑是否有更合适的城市选择，并且把目光投向石家庄。
经过多次论证，河北省向中央和华北局请示：“我省石家庄市，地处京汉、正太两铁路干线的交点，工业比较发达，也将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之一，且为军事要地，在国家建设发展中，该市势必成为全省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便于领导工业推动全省建设工作，特呈请将省会迁往石家庄市。”1954年，中央正式批准同意搬迁。为此，在石家庄成立了河北省省会搬迁办公室，并着手开始进行城市规划、实施省级党政军机关和大批事业单位的建设。只是由于后来中央强调集中资金搞经济建设，河北省决定省会暂缓迁往石家庄。这一缓，就是十几年。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文革”动乱促成了这次搬迁，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规划。这不由使人想到了那句老话，该是你的，就是你的，早晚也会给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