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木兹海峡因地区冲突航运受阻，冲击早已超越石油短缺，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方位危机。
全球化肥、化纤、塑料、农药等基础产品供应紧张，从粮食生产到日常生活必需品，均受到剧烈传导影响，呈现出罕见的系统性短缺风险。
危机之下，更显中国战略的清醒与高瞻远瞩：
基于“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我国早已建成全球最完整的现代煤化工体系，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实现全面自主可控，更是全球唯一同时掌握煤直接液化与间接液化两套核心技术的国家，煤制烯烃产能稳居世界六成以上。
2026年煤化工产业迎来二次爆发，正以超6000亿元的总投资规模，在新疆准东、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宁东四大基地全面铺开。百亿级、千万吨级的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中国煤化工正迎来新一轮建设高峰期。
而这条立足自身资源、深耕煤炭综合利用的产业道路，原点就在石家庄。1925年投产的井陉矿务局石家庄炼焦厂，正是中国近代煤化工的开篇之地。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完整“煤—焦—化”产业链落地石家庄
1910—1911年，德方经理汉纳根提出“炼焦+回收化工副产品”思路；
1912—1913年：德籍博士高登伯完成炼焦与化工提取试验并取得成功；
1914年初(民国三年)：井陉矿务局在石家庄获鹿县石家庄村东南(正太铁路南道岔西侧) 购地80亩，引进德国设备，启动炼焦厂筹建；
1914.7—1922年：一战及战后，停工搁置。
1923—1925年：煤化工落地·产业开篇
1923年： 历经一战战火停摆后，石家庄炼焦厂在井陉矿务局主导下全面重启建设。
依托德籍顾问汉纳根留下的核心设备，井陉矿务局迅速组织工程师团队完成安装调试，完善了炼焦及化工副产品回收生产线，储备了以容敬源为代表的留德矿冶人才梯队。
1925年11月： 建成投产，标志着中国近代煤化工产业实践正式开启，井陉矿彻底告别“单纯采煤”，迈入“煤—焦—化”一体化发展阶段。
本期工程建成20孔德国废热式副产焦炉，日产焦炭40吨，年产1.4万吨；容敬源主持核心工艺安装，同步配套化工回收装置，开始初步提取煤焦油、粗苯等基础衍生品。从这一天起，石家庄的工业史不再只是煤炭输出史，更开启了深度加工的新篇章。
1929—1937年：煤化工成熟·全品类衍生品量产
1929年：炼焦厂技术升级，从焦炉煤气中成功提取农用氨水，首次将煤化工产品延伸至农业领域；
1930年：完成扩建，新增10孔德国蓄热式焦炉；
1930年巅峰产量
焦炭：日产110吨，年产3.5–3.6万吨；
化工品：日产煤焦油3–4吨、粗苯0.5–0.6吨、硫铵/氨水0.8–1吨，同时全面量产沥青、溶剂油、萘、工业防腐剂等20余种衍生品；
同期实现肥田粉(硫酸铵)量产，成为华北最早工业化生产化肥的企业；
1931年：《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彼时国内规模化炼焦及化工企业，仅井陉矿石家庄炼焦厂与日资鞍山炼焦厂两家，井陉矿煤化工产业地位无可替代；
1937年：受战乱影响，煤化工生产逐步陷入停滞，产能大幅下滑。
1949年后—1998年：产业延续·资源枯竭关停
1949年后：井陉矿及石家庄炼焦厂收归国有，煤化工生产逐步恢复，延续煤焦化、化工衍生品、化肥生产的产业模式；
1998年：井陉矿本部因煤炭资源枯竭，正式停采关闭，历经百年的采煤及煤化工主体生产全面落幕。
井陉矿从千年传统采煤，到1914年启动煤化工筹建、1925年建成投产，再到实现全品类化工衍生品量产，是中国第一个完整践行“采煤—炼焦—化工深加工”的近代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煤化工产业实践的重要里程碑。
百年后的今天，全球能源、化肥市场因地缘动荡剧烈波动，粮食安全与产业命脉屡屡面临严峻考验。回望来路，中国之所以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正是因为我们始终立足自身“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煤化工之路，将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的命脉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面对路径选择与外界争议。所幸我们坚守了这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当下世界格局的深刻变迁，已然印证了这份坚持的远见与正确。
这份立足自身、综合利用的初心，并非始于今日，其源头就藏在石家庄的工业记忆里：百年前，井陉矿务局在此建起石家庄炼焦厂，从煤炭中炼焦、提取化工副产品，开启了中国近代煤炭综合利用与煤化工的最早实践。我们今天守护的安全路径、坚守的产业初心，正是在动荡世界中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