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博物馆藏两面金元铜镜探析

一、金代仿汉四乳仙人镜

图一 金仿汉四乳仙人镜

圆形，圆钮，顶略平，圆钮座，钮座外饰一周宽凸棱，斜线外为一周宽平棱，主纹为四乳八鸟，位于两周栉齿纹之间。四乳圆座，间饰八鸟纹，鸟纹两两一组相对排列。其中一鸟的位置饰一个仙人，为长须长者，身形挺拔，戴高帽，着袍服，双手执杖。宽平缘。直径 8.3 厘米，重174.4 克，三级文物（图一，图二）。

图二 仙人细节图

这种金仿汉仙人镜型目前在已发表的文物考古资料中未曾见过，在邯郸地区仅见二面，另一面为金仿汉昭明仙人镜（图三）。

图三 金仿汉昭明镜仙人细节图

该铜镜的宽平缘、大圆钮、四乳、鸟纹等装饰，均是汉代铜镜的装饰特点，是一面典型的金仿汉铜镜，而常见的金仿汉铜镜包括金仿汉博局纹镜、金仿汉铭文镜、金仿汉家常富贵镜、金仿汉龙虎镜、金仿汉神兽镜、金仿汉三国画像镜、金仿汉星云镜、金仿汉四兽镜、金仿汉四乳四螭镜、仿汉四乳镜等，仿镜中带人物的未曾见过。铜镜中出现的神仙装饰的多以组合、故事的形式出现，常见的镜型包括画像镜、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三乐镜、击鞠纹镜、狩猎纹镜、金代人物故事镜等。而这面铜镜中出现单一神仙纹样的装饰，与主纹饰组合，稍显突兀，另外人物刻画以多条短直线组合而成，线条生硬，与主纹饰带婉转顺滑的禽鸟形成强烈对比。此种形象的出现不知铸造者当时用意何在，还需通过其他实物资料的补充加以论证。

金代有大量的仿古镜出现，究其原因有两个：

第一，金代自身没有发达的铜镜文化及工艺。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仿制者对之前朝代古物文化的崇拜、欣赏之情，金朝建立之初需要借鉴前朝，尤其是精美的汉唐铜镜，所以出现很多仿汉、仿唐铜镜。当发展一段时间后，慢慢开始出现自己文化特色的铜镜，如双鱼镜等，仿古镜也慢慢被摒弃。

第二，铜禁政策所导致。金代中期，由于铜资源短缺，而铜又是铸币的原料，金朝出于对货币的扶持保护，维持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因此多次发布禁止私铸铜镜的禁令，并在铜镜上加刻验记以规范铜镜的流通。由于熔币铸镜可以牟取暴利，因此通常出现的情况是“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话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至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在金海陵王正隆二年最早发布了禁令，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可能开始加刻验记，金世宗大定十四年确定开始加刻验记，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最晚刻记时间，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可能解除铜禁。

图四 錾刻字迹组合照片

a. 录事官□　 b. 录事司官□　c. 滏阳县官□　d. 邯郸官□     e. 馆陶县官□ f. 武安官□　 g. 馆陶县官□　 h. 武安县官□

金代中期由于铜料的短缺，因此执行严格的铜禁制度，很多铜镜的边缘都有官府錾刻的检验标记，如邯郸地区发现的铜镜錾刻字迹包括“馆陶县官□”“录事官□”“录事司官□”“武安官”“武安县官□”“滏阳县官□”“邯郸官□” 等（图四）。根据刻款内容可分为两类：一为行政区划，如滏阳、武安、馆陶等；一为官位，录事。金代出现较多的刻款有以下几类：一是金朝的行政区划和行政机构类，如某某路、某某府、某某州、某某县等；二是官和验记官类，如警巡院、铜院、录事司、司候司、录事、司候、主簿等；三是押记款类；四是纪年款类。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府、州、节镇均设录事司，下设录事一人。司吏依管辖户籍多少而设。录事、检验签发铜镜，官位为正八品。

说明铜镜铸造作坊必须经过官府专门部门签押后才能使用。一般会在镜背边缘（少量在镜背和镜面）刻上铸造地点和衙署名称。一般完备的刻字内容包括铸镜时间，验镜的路、府、州、县名称，铸镜官府名称、官衔、姓氏，铜镜重量，末尾花押。此特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以作为铜镜使用时代的标尺。

二、元至元四年双龙纹铜镜

图五 至元四年双龙纹铜镜

圆形，平圆钮，钮顶面中部阴线刻画一“朱”字。镜中心饰一方框，方框内阳刻“至元四年”四字铭文，四字空间还有阴线浅刻四组不正规的文字，刻铭合读为“河中府马”“莆玉家自”“造白铜镜”“家门人鉴”。方框外上下各饰一龙，龙身卷曲，列爪展开，张大口欲吞火球，二龙周围饰荷花、荷叶、花卉等，素宽平缘，缘上阴刻一“朱”字，与钮顶“朱”字方向一致。直径 23.3 厘米，重 2068 克，一级文物。1974 年河北省邯郸县南堡乡北寨村古寺遗址出土（图五，图六）。

图六 阴刻字迹解读

此镜主纹饰为两条造型生动、威武雄健、气势磅礴的巨龙。巨龙置于钮框上下，躬背屈腰，龙爪前伸，四爪尽开，曲颈昂首，龙口大张，獠牙尽现，欲吞火珠，身旁流云攒动，似腾跃于云间。《埤雅》言“龙珠在颌”；《述异记》载“凡有龙珠，龙所吐者”，表明龙珠乃神龙丹田之气所化，为其元精，是中原道家内丹学说的直观体现，也体现出中原文化对周边工艺美术的影响和渗透。

双龙刻画细致生动，肌肉强劲，麟甲清晰，须髯细密，神态威严，充分体现出龙的磅礴气势和阳刚气概，极具王者之气。间饰浮雕荷花、荷叶、花卉纹，在至刚的基蕴中又不失怡然柔和的自然情趣，也一改以往铜镜中以波涛作为底衬图案的艺术风格，代之以荷花、花卉等自然景物作为陪衬，平添无穷乐趣。此镜构图巧妙，火珠与镜钮并列，呈现出“双龙戏珠”的图景。元朝在中原地区存在不足百年，龙纹镜塑造风格相比辽金却有较大变化，龙的形象清秀飘逸，婉转修长，缺少了唐代以来铜镜上龙的威武遒劲的霸气，然而却增添了无限轻灵舒展的柔和美感。

“至元”年号取意《易经》“至哉坤元”之意。元代的至元年号曾有两次：前为元代第一个皇帝元世祖忽必烈（1264 ～1294）使用，称为“前至元年”；后一个为元代的第十一代皇帝元惠宗（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年号，共使用 6 年（1335 ～1340），称为“后至元年”。这面“元至元四年铜镜”，铸造年代应为 1267 年或者 1338年。部分学者认为至元四年铜镜应是元顺帝至元四年即 1338 年之物。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 1267年。

元朝建国时间从 1206 年至 1368 年，1338 年属于元朝晚期，元顺帝是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这一时期也是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时期，笔者认为此时期铸造如此精美铜镜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初步判断此铜镜铸造的确切年代应为 1267 年。

对于铜镜上的刻款铭文，在很多陕西出土的铜镜上刻字内容一般是四组，两字一组，如“长安”、“□家”、“□亲”、“造制”、“长安”、“□ 家”、“自□”、“造制”。

而这面铜镜刻铭合读为“河中府马”“莆玉家自”“造白铜镜”“家门人鉴”，说明这面铜镜产自河中府。河中府，中国唐代设立的行政区，今在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元代河中府属于中书省晋宁路。据《宋史·地理志》“陕西路”下“河中府”条记载：“河中府，次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此后金、元时期沿置，至明代初年改为蒲州。

“河中府马家”铜镜铸造量很大，在很多宋金元铜镜上都能见到，说明这面铜镜应该是北宋中晚期河中府所在地的一户马氏手工业作坊所生产的，属于此时期的知名商标。而与此铜镜同一作坊铸造的目前在呼啸所著的《从实物看山西晚期铜镜铸造》中所列的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的一面至元四年铜镜（图七和图八），两面铜镜唯一的区别是钮顶的“朱”字刻款。

图七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至元四年双龙纹铜镜

图八 阴刻字迹解读

另外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面至元四年铜镜钮顶部亦刻一“朱”字。苏州谢家坟元墓 M8 出土的铜镜镜背亦有铭文“朱”字，推测为墓主姓氏。这面铜镜上同时出现铸造作坊和使用者姓氏，在全国元代至元四年铜镜中十分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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