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博 摄
石家庄区域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石家庄是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吗？
这个说法若干年前曾广为流传，近年来已经减少，因为它只看重了表象，而忽视了厚重的历史积淀——千百年来区域历史一脉相传的内在联系。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它一定是汲取了日月精华的哺育，吸吮了沧桑大地的养分，经年累月才根深叶茂的。
狭义的近代石家庄，是近代工业的兴起、铁路的修建，才使她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工商重镇。但广义的石家庄“这一带”（我们姑且称为石家庄区域）历史很悠久，文化底蕴很厚重。石家庄，的确是从历史深处走来。
考古证明，石家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生活的印迹。从商朝开始，就有了人群聚集的城邑。从春秋战国开始，就萌发了最早的区域形态。从秦统一全国后，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
今天的石家庄与历史上的区域有没有内在的联系？答案是肯定的。
打开历史书卷，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今天石家庄一带早在27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区域框架的雏形，鲜虞国、中山国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秦统一六国后，郡县制广泛推行，随着东垣县、恒山郡的设置，相对稳定的石家庄区域有了基本轮廓，并且一直延续传承，范围虽时有盈缩，但2200多年来经朝历代，从来没有中断过。
一个数千年历史的区域传续是偶然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它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太行山的护卫和滹沱河的滋养。太行山中段、曾经是五岳之一的古恒山（在今曲阳县与阜平县交界的大茂山），像一扇巨大的屏风，阻遏了来自大西北的寒流，而挽留下东南方的暖湿气流，确保了山下大地温润宜居；它又像一展开两翼的雄鹰，把守着太行要道，抵御战争袭扰，护佑河北平原的安全。由此，秦朝将这里的行政机构命名为恒山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有山就有水。古北岳山脉之下，有一条大河——滹沱河蜿蜒流过，贯穿了石家庄区域。从远古以来，她与太行山一起，伴随着石家庄区域的年年岁岁，荣枯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滹沱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名副其实。
正是这一山一水的滋养，带来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充沛的水源，富饶的土地，早早就为人居繁衍提供了适宜条件，也为石家庄区域的形成和发展铺设了温床。
背倚古恒山、带绕滹沱河，乃天下形胜。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依河而居，便于农耕和渔猎。石家庄的先民们也不例外，早早就定居于滹沱河畔。
经济活动的紧密性。史载，石家庄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了桑麻、丝麻织品的生产，从商周时期，就开始种植小麦，从明代开始种植玉米和棉花。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需要一定范围内的“抱团取暖”，包括共同抵御自然风险，以及近距离的产品交换、互通有无等。太行山区的煤炭、木材顺流而下，平原的棉花、小麦沿陆路而上，促成了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
军事要冲的重要性。石家庄一带早有燕南赵北、冀晋咽喉之称，更扼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背水一战”、汉东垣之战、唐安史之乱常山之战、抗金斗争的“靖康之役”、明燕王扫北的“靖难之役”的烽烟，都曾弥漫此地。
这样一个要冲之地，历朝历代守边固关皆为要务，而粮秣后勤，则需要一个地区的支撑。
秦末汉初以来的正定一带，经济活跃，物产相对丰富，有共同的安全需求，也有足够的人、财、物支撑前线军需。明代后，在此设置真定卫，统领保定、真定两巡抚兵力，雄镇倒马、龙泉、固关三关，不仅凸显了这一区域的军事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区域的安全体系。
人文的趋同性。滹沱河两岸，一衣带水，人民血缘相近，相亲相爱，有着相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认同；千百年来，这里的人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具有勤劳、勇敢、坚韧、包容的性格，他们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上。
综上所述，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人文诸多因素，必然促成一个相对紧密的区域，不管称谓叫什么，如何演变，它已经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里，铭记在史册中。
石家庄区域的历史沿革
石家庄区域的沿革如此久远，是一脉相承的吗？让我们沿着历史的印记梳理一下。
先秦时期，石家庄区域性雏形开始显现，代表性的是：
春秋时期的鲜虞国。为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所立，国都新市（今正定县新城铺），其疆域在今正定、新乐一带。鲜虞国与鼓国（今藁城一带）、肥国（今晋州一带）形成城邦联盟，后被晋国所灭。鲜虞国史料较少，有学者认为，鲜虞国主要控制滹沱河北部地区，可以说是缩小版的石家庄区域。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鼎盛时期，其疆界北跨今天的定州市、保定，南临汦水（今邢台市临城），东越漳水达到扶柳（今衡水冀州）一带，西至太行山东麓，疆界方圆500里，城邑几十座。
中山国前后存在200多年，她南与赵国争城，北随齐国伐燕国，几度兴衰，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战车的数量），演绎了一幕慷慨悲歌、威武雄壮的活剧，也为石家庄的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与鲜虞国相比，中山国是扩大了的石家庄区域，包括了今天定州、保定、衡水、邢台的部分县市。
鲜虞国、中山国是擎着火把前进的开拓者，他们在2000多年以前，就奋力勾勒出今天石家庄区域的大致轮廓。
秦朝，在此设恒山郡，郡治东垣县（今长安区东古城），石家庄行政区划第一次在统一的中国版图上得到了确定。其管辖范围以东垣为中心，偏重西北而轻东南，包括今天保定的曲阳、阜平、唐县、满城一带，而缺少今天的晋州、无极等地。显然，它凸显了古恒山的祭祀和军事地位，也使郡名名副其实。
两汉至三国魏时，公元前179年，汉文帝为避其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常山国；汉武帝时郡内析设真定国，领真定、绵蔓、藁城、肥纍四县，国都在真定，一度与常山郡并列。
汉代的常山是个大郡的地理范畴，常山郡（一度也称常山国）领18县，地域1.5万多平方公里，约包括今石家庄市大部和保定、邢台的部分地区，而没有无极和深泽等地。
从东晋十六国始，常山郡辖地发生变化，郡东南分设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先为赵郡、后为赵州，再后时郡、时州。
由于地域相连，历史同源，风物相近，赵州与真定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应当说，北真（定）南赵（州）像一对孪生兄弟，共同为石家庄一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隋唐五代时期，石家庄区域先后设恒州（镇州）和赵州；唐开元年间，又改州为郡，常山郡之名一度复出。常、赵两郡范围基本覆盖了今天的石家庄区域，只有新乐、无极、深泽，隶属定州。
宋金时期，改镇州为真定府，又以真定城为河北西路的治所。河北西路辖4府、9州、6军、65县，范围大致北到今保定满城、徐水，南到今黄河北岸的沁阳、武陟（包括今天的安阳、新乡、焦作等地），西以太行山为界，东到今雄安、衡水一线。这样看来，正定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是“省会”了。
宣和四年（1122年），真定宣抚使刘韐招募军兵，岳飞闻讯从家乡汤阴来真定应募，此事汤阴岳飞庙中还有记载。
蒙元时期，升真定府为真定路，管辖1府、5州、26县，除了今天的石家庄市各县外，还包括今天的保定、衡水等部分区域。这也是石家庄区域范围较大的一个时期。
明代、清初，仍然设真定府，其管辖范围与今天石家庄辖区差不多。从明代开始，赵州即回归真定府管理，虽然后来一度成为直隶州，但再次回归石家庄区域。清雍正元年，为避帝王名讳，改真定府为正定府。
归纳一下，石家庄区域行政沿革顺序大致是，恒山郡（秦代及汉初）——常山郡（汉文帝后及三国）——恒州、常山郡（隋唐代）——镇州（唐长庆元年后）、赵州——河北西路真定府（宋、金代）——真定路（元代）——真定府（明、清初）——正定府（清代雍正年后）。大致可简化归纳为秦汉郡、隋唐州、宋金路府、元路、明清府。
石家庄区域中心治所的演变
细心的读者发现，治所这一词经常出现在史书中。什么是治所？通俗地讲，就是区域行政机构所在的城市，也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区域发展必然有一座中心城市，石家庄区域也概莫如此。只不过，她与许多区域一样，有过多次变迁。
东垣（真定）古城（在今石家庄市东古城）。如果不算鲜虞国的新市、中山国灵寿这些先秦时期的中心城市，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一统后的石家庄区域首任治所是，坐落于滹沱河南岸的东垣城（今长安区东古城附近）。
史料记载，东垣古城兴起于2500多年前的战国，是中山国的重要城邑，它雄踞滹沱河南岸，扼太行山口，衔燕赵，控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秦统一中国后，在此设东垣县，继而成为恒山郡的治所。
西汉初，第一位与石家庄区域有直接联系的皇帝——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东垣，平定代王陈豨叛乱，攻城数月破之后，将东垣更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仍为恒山郡郡治。乱世英豪的汉高祖，是“真定”一词的创始人，其称谓用了1900多年。这座城市后来成为真定国国都和常山郡郡治。
元氏故城（在今元氏县故城村）。汉文帝登基后，改恒山郡为常山郡、常山国，真定国分设后，元氏故城为郡治。这座城市以封龙文化为依托，统领四方，成为重要的中心城市，时间长达400余年。三国魏时，常山郡治由元氏故城又迁移至真定。
真定城（今正定城）。决定真定古城由滹沱河南岸迁往北岸的，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这位鲜卑族出身的皇帝，对汉文化相当崇拜，对风水学尤感兴趣。公元398年，拓跋珪来到常山郡治——滹沱河南岸的真定城，看到河北岸有一处高地，名曰安乐垒——一个扎营驻兵的军事城堡。认定是“祥瑞之地”，决定将常山郡治迁到北岸的安乐垒。
这次迁移比较彻底，连城市的名字一并带走，安乐垒成为真定城。而原来繁华了几百年的真定古城则被抛弃，渐渐衰败为一个村落。
在经过多次变迁之后，石家庄区域终于找到一个稳定的中心治所，此后真定（正定）城一直是郡、州、军、路、府的治所，承载着统领区域中心的任务，长达1600多年，直到民国撤销府治，是石家庄区域中心治所最长的一个时期。
但是，历史并不平静。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兴起、铁路的修建，石家庄区域中心治所再次变迁，她的名字叫石家庄。
综上所述，石家庄区域治所的沿革比较清晰了，大致是：东垣城（恒山郡、常山郡郡治）——元氏故城（常山郡治、常山国国都）——真定古城（恒山郡治、真定国都城、常山郡治）——真定城（安乐垒，隋唐时期恒山郡、恒州、镇州治所，宋金元时期河北西路、真定府路治所，明、清初真定府治所）——正定城（清正定府治所）——石门（民国时期）——石家庄（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粗略梳理石家庄中心治所演变史后，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即区域的紧密性和稳定性。
除了赵州在若干时期的分设外，大多时间，中心治所管辖的是今天石家庄区域，带有一定的稳定性，说明这一带经济社会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东垣——元氏——真定——正定——石家庄，是这一地区历代中心城治的延续。这种延续，既是地缘上的延续，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延续。这就是石家庄今天之所以成为河北省省会、畿辅重镇的历史渊源。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治所的几次迁徙，都是围绕滹沱河和正定完成的。由东垣古城到元氏故城，再到真定古城，再到安乐垒（真定、正定），最后到今天的石家庄，几次变迁，像是有条线，在两岸划了个不规则的曲线，最远不过30公里。
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是这座城市的亲水性和近文化性。毕竟，滹沱河是哺育这座城市的母亲河，依恋在母亲怀抱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正定古城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延续了千年文明，亲近它，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你看，一条不息的河流，灌溉着万千良田沃土；一脉文化之水，滋养着芸芸众生，谁说这不是一个设城的好地方呢！
近代石家庄的崛起与中心城市的形成
近代石家庄的崛起仅仅是因为铁路吗？答案是城市的源头不仅是铁路，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是这座城市出世的重要拉动力。
史载，山西省和井陉县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宋代起开始手工开采。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工业煤矿于19世纪末诞生，井陉煤矿也于1898年成立。随着生产水平大幅提升，资方和地方政府有了煤炭外销的强烈冲动。山西方面尤甚。但“晋省僻居西北，少水多山，不通舟楫”，为此要打通出省的最近通道——井陉口。于是正太铁路几经蹉跎，应运而生。
概括地说，由于近代工业生产水平的提升，促成了煤炭等商品的外销需求，催生了一条铁路；而产供销的“一条龙”配套服务，及其衍生产业的兴起，又催生了一座新城的迅速崛起。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当然，按照历史逻辑分析，石家庄的崛起，并没有改变石家庄区域的格局，而是带来了区域中心城市的更替。由于多种因素，千年古城正定没有把握住机遇，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拱手让给了一座新城。
史料记载，随着正太铁路的开通，正定的政治、经济、交通优势日渐式微，中心地位渐行渐远，而石家庄因铁路而兴，展示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力。
但是，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与历史上的治所变迁不同，石家庄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是渐进的、逐步完备和被认可的，有其特殊性。
迁徙的不同性。历史上每一次治所的迁徙，都是行政命令的结果，其地位和作用由国朝颁布确认；而石家庄的中心地位最初不是行政意志的产物，而是因现代工业的萌发，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座自学成才的中心城市。
承接顺序也有不同。它不像先前的治所那样，首先成为政治中心，因为政府不可一日“停摆”，衙门要马上开门办公。然后再按经济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的顺序展开。
石家庄区域中心功能的承接有点“反弹琵琶”。它是先成为交通中心；然后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中心，最后才承接政治中心的职能。也可以说是，先具备了单一的中心城市功能阿，经过不断演变，逐步完备了综合城市的功能。
当平汉、正太两条铁路在石家庄交汇时，瞬时产生一个西进东出、上京津下豫汉的交通枢纽。铁路以其运力大、时效快、成本低的优势，迅速吸引周边的人流、物流向这里集散。正太铁路开通第一年，货物运输量达到14万吨，1918年突破了100万吨。
地方道路也纷纷联通。民国年代，石家庄陆续开通到正定、获鹿、藁城、宁晋、平山、辛集的公路，开辟了到沧州、德州、济南的交通线。后者将铁路平汉线与津浦线连接起来。1928年起，石家庄简易机场建成，逐步开通了到北平、郑州、汉口的航班。石家庄成为人们出行、运输货物的首选之地。
交通中心是石家庄最早形成的中心城市功能，具有基础性功能，它牵引了城市经济的兴起。石家庄周边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手工业产品找到了销售渠道，小麦、玉米、棉花、土布、陶瓷等商品迅速集结而来，扩散而去，换回的则是百姓需要的煤炭、铁器、洋布及日用工业品。
不止如此，依托铁路拉来的能源、集散的农产品，又带来了相当规模的衍生产业。1907年，石家庄第一个机车修理厂——正太铁路机器总厂建成；1914年，石家庄第一座炼焦厂——石门焦化厂正式投产；1922年，第一个纺织厂——大兴纺织厂开始运营。制铁、木器、粮食加工产业陆续出现……
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业、电信、邮政等公用行业、商业服务业蓬勃发展。第一家银行——交通银行石家庄支行于1907年开办，到20世纪30年代，石家庄已有银行16家、银号和钱庄24家，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形成；粮食贸易业、百货零售业、饮食服务业欣欣向荣，正太饭店、民国饭店、中和轩饭庄、乐仁堂药店、扶伦绸缎庄等老字号陆续开门迎客。30多家粮仓货栈大展身手，每年成千上万吨粮食、棉花在这里集散。
正太饭店是石家庄最早、最豪华的饭店，曾经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周恩来、彭德怀、张学良、阎锡山、九世班禅等知名人物。
这一切，都标志着石家庄经济中心、工商重镇的地位已经初步形成。
随之而来的，是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而兴起的文化活动。新式学校、戏院、电影院纷纷面世，河北梆子、丝弦、评剧、山西梆子轮番上演，文化交流空前活跃。1924年5月，世界文豪泰戈尔在林徽因、徐志摩陪同下做客石家庄，还有美国东方教育考察团及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友人来石访问。国内外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石家庄文化。
交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影响政治的变化。1913年民国政府废除府治，正定长达1600多年的治所地位画上了句号。
1925年民国政府批准设立石门市，虽然后来一度缓办，但从那时起，石家庄的财政、税务、民政、公安、司法等行政事务直属河北省政府，财税机关开始管辖周边17个县的业务，地方检察院、法院开始受理周围20个县的二审案件，行使中级审判的职能。石家庄政治中心的功能已然形成。
石家庄还以其战略地位，早早成为区域性的军事中心。民国年代，这里是军阀混战的大舞台，直奉战争、晋奉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均席卷此地。东北军、晋军、国民军纷纷登场，三天两头，“城头变幻大王旗”。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规划石家庄与北京、天津、太原、济南等城市一起，建成华北六大都市，在这里建立了伪真定道治所，妄图长期保有其殖民者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石家庄的重视由来已久。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考虑，提出“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逐步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四城。石家庄处于平汉、正太两路的交汇点，夺取了石家庄，犹如中心开花，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石家庄解放后不久，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告知全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与晋冀鲁豫区及山东的渤海解放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
至此，从局部区域中心，到成为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4300万人口的华北解放区的中心，昔日默默无闻的石家庄已经在烽火中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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